杨梅山上的不尽感慨

卓勇良

又快到杨梅季节了。十来岁时，我觉得宁波人是把吃楊梅当节日过的，后来去的地方和经历的事多了，才知道把一些瓜果季节当成节日，并不局限于宁波人。

十来岁那年的杨梅季节，有一天回家时，我发现爸妈把杨梅都吃完了。我记不得我有没有闹，大概是发了一些小脾气，我妈给了我一枚五分钱的大钢镚，让我自己去买小半斤杨梅吃。我拽着钱，却坐到了小人书摊的小板凳上，连着看了三本连环画。

去年的杨梅季节，我以前的室友带着我们几个同学，重返他曾插队过的“第二故乡”——慈溪的一个小山村。50年前，我们这一行四人中的女同学去山区插队，另一位男同学去了北方农村；我未能升入高中，去了建筑公司当泥瓦工。

同学当年插队时的大队长，早已热情地在等候我们。大队长的儿子国海，与同学同年。国海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同学是劳动好手，他挑140斤担子上山，我挑90斤追不上。”

这是当年的典型村，条件相对好一些。同学第三年拿9分的底分，全年挣了4100个工分，值410元，扣去队里分的粮食等，到手现金240元。那时城里国营工厂小青工，通常36元一个月。我们几人由衷感慨，同学很强。

同学指着一间快要坍塌的小房子说：“当年就住这样的房子，国海家的房子略好一些。”他又说：“饭自己做，国海家会给他端些菜来。家里给我带来的肉，我喜欢一餐吃完，不是反正就要吃完的嘛。”女同学很有同感，说：“曾一次性吃了一斤奶糖。我那时梦想是一口吃掉一个苏式月饼，但从没实现过，而现在已不敢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