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栖居

草树

1500多年前，陶公辞去彭泽县令，作《归去来兮辞》，为中国农耕文明，描绘了一幅“诗意栖居”的愿景，它的影响力之大，天下少有匹敌，或许唯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与之有着几分相似，或可媲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在诗人和作家的个人性写作中，陶公体现得最为充分。历代文人虽有一份归隐田园的宏愿，却没有几人能够付出决绝的行动。当代社会处于第三次信息革命浪潮之后的互联网时代，整个世界是符号和拟像的狂欢，轰轰烈烈的城市化運动加剧了人和自然的疏离——与其说是人和自然的疏离，不如说是人与自我的疏离。快节奏的生活，喧嚣的环境，应接不暇的快餐文化，就像洪水裹挟树叶一样，没有人能够抱住岸边一棵垂柳稍加回望，而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在诗人杨键眼里，长江岸边的芦苇是守望者和哀悼者，唯有芦苇，在守望和哀悼着那一远逝的文明中心。在现代社会的宏大叙事中，每个人作为个体，无不是被边缘化的。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诗人更如是。诗人吕德安冀望在语言中建立一个“无地点的天堂”，他借用了一个美国北部小镇的名字：曼凯托。对他来说，曼凯托是一个短暂的寄居地，他并没有与那个地方发生真正的生存意义上的交集，因而曼凯托于他更多是一个异国的审美存在、一个符号。他在这个符号里注入了马尾的童年记忆。在当代诗人中，很少有诗人能够在当下，“此时此地”，在语言中建构一个“诗意的栖居地”，不是带着哀怨，或者存有几分幻想，而是真切地沉浸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