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走”反抗强权以“书写”拒绝遗忘

摘 要：黄碧云《媚行者》塑造的数位娜拉式的女性形象，或以出走的方式冲撞父权、夫权等专制强权和冷热暴力，或以生命体验来对抗战争、命运等有形敌人和无物之阵，或以知识考古的方式追溯女性苦难的历史原因，或以书写的方式拒绝遗忘、反抗绝望;她们以不同方式探寻“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命题的当代答案，表达出“我不相信”的固执与倔强，更以宽广的国际视野突破了“小女人”“小时代”及“一个人的房间”等女性写作的局限。《媚行者》以新历史意识和后现代精神标识出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以文体融会和语体创新挑战了写作技艺的难度与高度，以多义题旨和技艺创新为当代文坛留下了一部难以复制的绝世孤品，不仅是黄碧云小说创作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黄碧云;《媚行者》;女性主义;反抗绝望

作者简介：李钧，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港台澳暨海外华文文学（E-mail：lijun691112@126.com ，山东 曲阜 273165）。

基金项目：山东省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目“‘高山景行讲堂与研究生导师能力提升计划”（SDYY17140）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1-0124-13

黄碧云的长篇小说《媚行者》由六个相对独立又具有内在逻辑和共同题旨的篇章组合而成，所塑造的数位娜拉式的女性形象，或以出走的方式冲撞父权、夫权等专制强权和冷热暴力，或以生命体验来对抗战争、命运等有形敌人和无物之阵，或以知识考古的方式追溯女性苦难的历史原因，或以书写的方式拒绝遗忘、反抗绝望;她们以不同方式探寻“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命题的当代答案，表达出“我不相信”的固执与倔强，更以宽广的国际视野突破了“小女人”“小时代”及“一个人的房间”等女性写作的局限。《媚行者》以新历史意识和后现代精神标识出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以一咏三叹的方式阐释“媚行者”“自由”与“书写”等语象并引导人们思考：何谓“媚行者”？女性如何获得自由？女性书写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书写？《媚行者》对于这些问题的追究与探索，正是其经典性关于“经典性”的论述，可参看刘象愚：《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页。所在。

一 “媚行者”：反抗宿命的当代娜拉

人物形象塑造是长篇小说的艺术核心，也是其“实质的创造性”的重要体现。《媚行者》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一组独特的女性形象，这些“媚行者”与烟视媚行、烟花情色或安矜徐行、腼腆羞涩之类的传统语义无关，她们是“和生活搏斗的人”，是“和她的宿命搏斗”黄碧云：《媚行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262、257页。的人，是以“我不相信”为座右铭的当代娜拉，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別样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她们延续着黄碧云笔下女性的“暴烈与温柔”性格，也拓深着黄碧云“黑色写作与残酷美学”李钧：《黑色写作与残酷美学——黄碧云小说论》，《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第146—149页。的题旨与风格：她们中有离家出走二十年而最终返回大陆为客家文化寻根的“我”（第1、5篇），有战胜伤残、重归岗位的女飞行员赵眉（第2篇），有为逃避精神痛苦而罹患选择性遗忘症的陈玉（第3篇），有在科索沃战争中饱受摧残凌辱的桑妮亚（第4篇），有挑战命运魔咒的吉卜赛女郎维多利亚（第5篇），还有追求“不断革命”薛汉伟等：《革命与不断革命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56页。的古巴革命领袖哲古华拉《媚行者》对外国人地名称译法与内地颇不相同，如“哲古华拉”在内地译为“切·格瓦拉”，“保利维亚”在内地被译为“玻利维亚”，“狄托”在内地被译为“铁托”等等。的情人坦妮亚（第6篇）……虽然她们姓名不同、故乡各异、生平迥然，却追寻着相同的目标，即女性解放与自由。这些新女性形象不仅显示出《媚行者》思想内涵的多义复调，也为人们研析女性主义各理论流派女性主义各理论流派可参看[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等：《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提供了经典样板，甚至指示了当代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路向。

激进女性主义持守男女二元对立论，决绝地仇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男权思维定势，认为最重要的性别压迫是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因而女性解放不仅需要社会变革和法制保障，还需要一场性别革命以“结束男权制，废除大男子主义思想和带有大男子主义地位、角色和气质的社会化方式”[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页。。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眼中，父权是最大天敌，因为父权是女性最严厉的规训者。《媚行者》第1篇就讲述了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父权压迫故事：“我”13岁开始对警察父亲强横专制深表不满，欲离家出走，结果被父亲捆绑吊打并剪掉头发，伤痛历时一年方愈;父亲的毒打给“我”造成巨大心理创伤，亲情由此变得极为冷漠：

其后二十年，差不多每隔几个月，我都做同一个梦，就是我父亲要杀我。每一次我都逃，逃到每每在梦中哭醒。知道他的死讯，我正在预备一个专业考试。放下电话，我继续读书，仍然很专心，继续读书。既不快乐，亦不伤心。黄碧云：《媚行者》，第13页。

父亲的暴打使青春期的“我”产生了情感认知障碍，以为“爱与渴望，最最可怕”并希望“从不爱之中，得到自由”，进而起誓“我要自由，我要复仇，要活得光彩动人”黄碧云：《媚行者》，第6、12页。，从此以冷漠疏离作为情感自卫铠甲，并以出走逃离的方式实现了对父亲的复仇：先是留学法国，然后周游世界，行走在日本、美国、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墨西哥、古巴等地，20年间仅与父亲见过三次面;“我”一直期望父亲能承认当年的错误并真诚道歉，但他至死都保持骄傲和尊严，而此时的“我”却蓦然发现那么像他——这也就为“我”在第5篇里回到父母之邦为客家人寻根埋下了伏笔。

激进女性主义的强敌，除了父权还有夫权。《媚行者》第3篇中的陈玉，幼年受到父亲的规训，婚后受到丈夫的凌虐，离异后独自抚养子女，一生无法逃脱传统伦理约束，成为个体主体意识缺失的人。陈玉幼时，父亲教之以“荣誉。责任。我父亲教我。但没有爱。”她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成为出众的舞者，却蓦然发现自己不过是被男性凝视的对象、被展览的花瓶，遂接受世俗观念，认为“三十岁是一个女子生命的完结。其后她就是鱼眼珠”;她于27岁离开舞团结婚生子，想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没想到婚后遭遇严重家暴甚至被丈夫扯下“连着头皮的头发”;她的隐忍与迁就未能挽回丈夫，遂在离婚后重新谋职以养活子女，仍然坚信“柔顺和忍耐，就是我的责任与荣誉”黄碧云：《媚行者》，第108、113、121页。;待儿女长大、学成、离开之后，她罹患失忆症或者说用选择性遗忘来逃避现实、自我解压、自我保护。很显然，她不愿承认自己克守女德、柔顺忍耐却落得这样孤独无依的结局。陈玉一生从父、从夫、从子女的遭际让人想起女性主义经典论断：“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他途。”[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570页。

可贵的是，黄碧云超越了激进女性主义的机械二元思维，她提醒人们：女性遭受的压抑和敌意不仅来自父权和夫权，还来自母亲和同性的愚昧与偏见。在《媚行者》第2篇中，阿溶因为分娩女儿时难产而一度下肢瘫痪，便迁怨女儿赵玉裂命硬克母，从此对其施以语言暴力，致使玉裂长期处于自卑孤独和母爱缺失状态;玉裂从医科大学毕业后移民爱尔兰从医，遭遇婚姻危机即将失去儿子的扶养权，遂在精神失常状态下以空气针杀死儿子而后自杀殒命。阿溶迷信愚昧，致使女儿因为匮乏母爱而患上躁郁症，形成了偏激人格;赵玉裂则把母爱泛滥成了对儿子的占有，故而当婚姻破裂将失去儿子时，选择以玉碎的方式结束生命。不难看出，《媚行者》通过阿溶和玉裂母女的矛盾冲突，指出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容易忽视的一个敌人，即同性对立与自身缺陷。不仅如此，黄碧云还由成长体验中发现了激进女性主义极端思维的裂缝：父女、母女、男女之间绝非二元敌对，偶发个案固然不具有普遍性，人性也不能简单化约，何况一脉相传的家族血缘和文化基因无法一刀两断，正如《媚行者》第5篇中“我”回到广东兴宁为父母的客家身份寻根，象征着与父辈的精神和解。正是这些辩难对话和往返质疑，显示出黄碧云女性主义思想的丰富多义。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主张“选择即自由”并为选择的后果负责，甚至将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因而这一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同路人。其实上溯到20世紀初，隶属广义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将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何震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启发，发表《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等文章，“争辩说，不想当男人奴隶的妇女应当愿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只有在这个社会，所有的奴役形式才能被消灭。”何震：《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天义》（东京）1907年10月30日。可以说中国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者即期望社会革命能给女性更多存在方式与道路选择。在《媚行者》第6篇中，尽管黄碧云通过对古巴女战士坦妮亚的生平考查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质疑，但仍对坦妮亚的人生选择表达了敬意与理解。此篇以一句“谁是坦妮亚，她在做什么？”设置悬念、引发读者阅读期待，随后由众多信息碎片拼合起坦妮亚的生平年谱：其父是流亡阿根廷的德国籍犹太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坦妮亚1937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4岁随父母返回东德并被培养成共产主义者，1960年偶遇哲古华拉并心生仰慕，遂成为其译员和情人，1961年追随哲古华拉前往古巴，1964年毕业于夏湾拿大学，1966年加入古巴共产党，后与哲古华拉到玻利维亚输出革命，她先与当地人结婚以取得玻利维亚国籍，又以语言学家身份取得公职，然后在山区购买小屋作为游击队的活动基地，但是游击队成员不足30人且多数因水土不服而生病死亡，最终在1967年被剿灭，坦妮亚与哲古华拉皆牺牲于玻利维亚。1997年，哲古华拉作为世界革命的传奇英雄，其遗骸被运回古巴，但同样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的坦妮亚却被人遗忘，不仅遗体下落不明，身份也成为一个谜团。很显然，黄碧云用坦妮亚的故事编织了一个巨大隐喻：女性在社会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却难以获得应有的身份和公平的待遇。

经验论女性主义不仅重视前提追问与逻辑理性，更重视事后追踪与现实修正。《媚行者》第6篇中不仅还原了坦妮亚的生平，而且让“我”进入古巴探究如下问题：哲古华拉与坦妮亚为什么在革命胜利后离开了古巴？他们奔赴玻利维亚仅仅是为了实现“不断革命”的理想吗？古巴人民是否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的那样获得了全面自由的发展？古巴女性是否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获得了真正解放？为了寻找答案，“我”从美国出发，途经“流放之地墨西哥”，前往古巴革命圣地圣打嘉霞市，开启了一段比荒诞戏剧更加离奇不经的行程：这里经济落后，实行食物配给制，民众“没得吃就不吃”，出租车是20世纪50年代出产的福特，火车老旧到车窗无法打开，火车会随时停下来为牛群让路;这里政治肃杀，“自由，不过是一张配给证。给你，你便有。”黄碧云：《媚行者》，第285页。国民言行受到全面监管，“我”的行程住宿包括如厕都受到“国际友好关系圣打嘉霞市支部”工作人员监视;这里闭关锁国、舆论一律，处处可闻高音喇叭重复播放洗脑宣传……“我”身处其间两个星期，思想发生悄然变化，不仅平心静气地签了厚达一尺的“悔过书”，而且适应并喜欢上了这种懒散生活，还因为不用思考而吃得香睡得好，完全不像那位初来此地的美国公民那样激烈抗议“法西斯！政治迫害！违反人权！”甚至与工作人员一起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似乎喜欢这种“做稳了奴隶”的状态，不仅要“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甚至要“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真的险些沦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鲁迅：《漫与》，《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04页。。读者不难发现，黄碧云以奥威尔《动物农场》和昆德拉《玩笑》式的寓言手法告诉人们：哲古华拉和坦妮亚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看透了那场革命的后果与本质，所谓前往玻利维亚“输送革命”只是借口而已，正如小说所说“与其说革命，她不过在找寻，一个完美的死亡？”他们在离开之后既未谴责新的独裁专制也未声称信仰幻灭，而是委婉言说：“我不理解。奇妙的事情，我不理解。”黄碧云：《媚行者》，第301页。他们发现“革命，是为了寻求自由与稳定。结果是，既不自由，也不稳定”黄碧云：《媚行者》，第6页。。他们本想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难道这还不够荒诞吗？！实际上，连古巴移民官也觉察到了一个现实悖论：“当笑话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一点都不好笑。你要和笑话保持距离，笑话比你低，和你无关，才会好笑。……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大笑话之中，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好笑。”黄碧云：《媚行者》，第311页。《媚行者》就这样用前后的勾联与暗示告诉读者：无论古代的宗教战争还是现代的民族革命都“以血为酒，且欢欣畅饮，何其暴烈”，它们假正义之名以行，本质上“简直是个拜血教”黄碧云：《媚行者》，第9页。，这正如“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向人许诺的幻象最终往往不能兑现，女性也并无法藉此获得真正解放。由此看来，《媚行者》对“不断革命”论持怀疑态度，既因为暴力战争制造仇恨对立却难以使人获得平等自由，更因为建构论乌托邦理想“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4—315页。。就此而言，黄碧云的思想超越了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不仅“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鲁迅：《墓碣文》，《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而且趋近了自由主义核心信念：“自由主义者最害怕、最为恐惧的是暴力。暴力，实际上并不是对某个人的暴力，而是对规则的暴力，因此，暴力的社会，是规则得不到承认，或社会无法在妥协与谈判之上建立共同规则的社会。”胡传胜：《自由的幻像——伯林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或许应当说黄碧云的思想更接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对于女性来说，“幸福的家庭主妇”是一个温柔陷阱，“贤妻良母”形象是一个“惬意的集中营”[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3页。，诸多要求女性“適应环境”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必须断然否弃弗洛伊德“解剖学决定一切”之类“女性的奥秘”并看穿其虚伪性，努力战胜各种歧视与偏见，坚持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使自己获得新生;这一突围的过程可能是持久、艰难而痛苦的，但女性按照个人内心召唤去努力的时代必将到来，到那时“一个女人最终也能同一个男子一样，具有选择的能力和创造她自己的天堂和地狱的能力”。[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作者序言”第12页。在《媚行者》第2篇中，香港警察空中救援队员赵眉战胜身心伤痛、重返工作岗位的故事，似是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形象化阐释：赵眉自幼身体健美，高中时即参加校园救护队，大学时练习拳击格斗，毕业后进入警队重案组、飞行救援队;在一次海上救援行动中，飞机失事，机长牺牲，赵眉幸存下来;她在截肢手术后战胜了身体疼痛与精神创伤并坦然接受现实;她装上义肢，完成康复训练，归队后始终保持和善微笑;旧日同事经过那次空难之后或调走或退役，赵眉却考取飞行员证成为本港第一个伤健副机师;她变得极为理性，在此后执行救援任务时主张“如果不能救，就不要救，不要做救世主，不要牺牲自己，你自己的性命最重要”黄碧云：《媚行者》，第93页。——这种近乎冷酷的理性让男同事都瞠目结舌;她成了真正的强者，虽然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之痛，也知道“不痛之痛，比痛更长久”，却没有像传统女性那样伤心痛哭或变成祥林嫂式的诉说者，而是豁然顿悟：“我为什么要伤心，我很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生存游戏里面，我是幸存者，我为什么要伤心。”黄碧云：《媚行者》，第98页。此时的赵眉心如铁铸，笑对生死，坚忍强毅远远超过了一般男性。在《媚行者》第2篇中，与赵眉一起走出焦虑和疼痛、变得强大起来的还有义肢矫正师“小蜜”，她用善心送走了孤独的张留伯，也在工作中找到了生命意义;虽然那个“他”曾给她情感造成严重伤害，但她已经不需要逃避，因而放弃了伯明翰医学院的面试通知，选择留在香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特别强调个体意识觉醒，认为女性只有独立自强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就此而言，《媚行者》第2篇中的赵眉与“小蜜”无疑用行动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当然，黄碧云也意识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人们不仅可能因此成为原子式的个体，还须承受理性带来的“大如毒蛇”的孤独与寂寞。

二 女性书写：拒绝遗忘的有效武器

“自由”（liberty）绝非抽象的观念、幻想或信仰，而是具体的、个体的、人之为人的“权利”（right），因而“liberalism，也许称作‘权利主义更合适”胡传胜：《自由的幻像——伯林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页。。《媚行者》也从各个层面对女性自由、权利的前提与本质进行了叩问。

人之所以为人，首先要有免于物质匮乏的生存权。《媚行者》第5篇通过追溯客家人的流亡历史揭出底层女性遭受的饥寒苦难与非人待遇：“她们”一度是无名者，比如“我的母亲祖母们，无从稽考，族谱只记甚姓孺人，历史从来不是她们的”;“她们”忍受饥馑，为了苟活性命而吃人食子，比如“先祖奶奶药食嬷贪食不择，于集市买人肉，每斤六文。见路有饿死者，蜂拥而上割肉腌之。人肉用罄，药食嬷贪欲不止，哭烹小儿吃食。士见之责其凉薄贪婪，先祖奶奶药食嬷哭道：‘我不食人，人将食我。此吾儿也，弃之为人食，故宁自充饥耳。”黄碧云：《媚行者》，第237页。这种知识考古让人觉悟：专制时代的中国女性“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现代女性若想争得人格自由，首先要有生存权利（出生与食物），然后再追求安全保障（法律与秩序）、情感力量（关爱和归属），还需要个体成长（技能与目标）和自我实现（理想和完善）。不能不说这条由生存—安全—发展—尊严构成的解放之路的确是“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人之所以为人，要有免于精神恐惧的自由权。但女性在过去乃至今天从未摆脱恐惧和焦虑，比如种族中心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依然是笼罩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头上的恐怖幽灵。《媚行者》第4篇通过对教师、学者、工人、工程师、士兵、教徒、红十字会人员、拆弹专家的系列访谈，多维度观照巴尔干半岛的民间历史、种族矛盾和宗教冲突：巴尔干半岛在过去六百年间曾被多个帝国侵占殖民，直到1945年在铁托领导下建立起统一的南斯拉夫共和国，才暂时息止了种族隔离和宗教冲突;但铁托去世后，种族分裂势力重新抬头并于1991年发动内战，生灵再遭涂炭之苦。而桑妮亚的讲述则具体展示了科索沃战争中的人性之恶及对女性的伤害：

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将胎儿从母胎拿出，在手里捏死。可以将人缚在稻草上，放火烧。可以将人扔上电线上，电死。四小时内，一个人可以杀死二百人。在集中营里，可以指着一个男子咬掉另一个男子的睾丸。可以逼老祖父与孙女性交。八十个男子强奸二十个女子，每人三至四次。黄碧云：《媚行者》，第137页。

桑妮亚遭受侮辱、意欲自杀，但她想起父亲的叮咛：“活着。写下微小的事情。”这成为她活下来的理由，她要记录战争灾难并通告世界。在第4篇中的《女子》一节，一位女教师口述姐妹、母亲、祖母被抓入集中营后所受的凌辱蹂躏：她被曾经的学生保勤有意味的是，“保勤”是桑妮亚的“表哥”。黄碧云：《媚行者》，第158页。等人轮奸致孕六七个月后才侥幸逃离南斯拉夫……此类强暴罪行绝非黄碧云的杜撰和夸大，也绝非偶然个案。因为早有学者著文指出，南斯拉夫分裂之后的“‘种族清洗已经使一百多万人成为难民，数万人死亡，导致强暴、凌辱、家庭破碎，以及无数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该学者还援引新闻报道材料斥责塞尔维亚准军事力量与南斯拉夫军队“以系统的强暴和强迫怀孕作为‘种族清洗的策略”的罪恶行径：“虽然战争的各方都被证实有强暴的行为，但塞尔维亚军队的强暴行为规模最大，且没有受到惩罚。强暴的命令是否来自最高权力还不确定，但是这种行为在地方的司令部中是被默许的，甚至被鼓励。强暴常常在他人眼前发生这个事实，说明了强暴者无所畏惧。”班德利：《南斯拉夫分裂后的国家战争中的强暴、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梅园槑译，张彩云校，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24、133页。面对人间地狱式的罪恶，阿多诺曾愤慨地说“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是野蛮的”[德]泰奥多·W.阿多诺：《论介入》，常培杰译，《艺术学界》（辑刊）2017年第1期，第32页。，但不幸的是人类依然不断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在科索沃甚至建立起了比奥斯维辛更加野蛮残酷的集中营，然而真相却被西方的“自由新闻媒介”过滤掉了。在此背景下，《媚行者》用犀利文字撕开了宏大历史的假相，以女性生命体验打破了民族主义的有意遮蔽，让人谛视人性黑洞与文明浩劫，不仅具有以诗证史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震撼人心的醒世价值。

人之所以为人，要有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权利。伯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和《从希望和恐惧来确定自由》中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匮乏和恐惧的权利，既包括思想、良知、宗教和信仰的选择权，也包括言論、集会、迁徙权以及个人隐私与财产权。积极自由则是自我发展完善的权利，是指主体有权利决定去做其认为应该做的事、成为其想成为的那种人、去过其想过的生活，总之要做自己的主人。谭安奎：《政治哲学——问题与争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38—139页。人若没有消极自由便形同奴隶，若没有积极自由就没有创造发展。既然自由如此重要，那么女性如何才能获得创造发展的机遇与权利呢？《媚行者》中的多名女性延续着娜拉的道路，选择以出走的方式追寻自由，比如第1篇中的“我”逃离警察父亲，留学国外，周游世界，第3篇中的叶细细、许之行、再丝·阮等则希望奔向英国、荷兰等国，陈玉则以选择性失忆的方式完成了精神逃亡……但女性即使选择了逃亡，她们面临的问题却不会因为一走而了之，她们终要面对“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难题。鲁迅早就预言，女性若想打破出走—回来或堕落、死掉的怪圈魔咒，就必须进行“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第171页。。黄碧云也以历史事件和现实个案为例证明：逃亡并不能得到自由，女性自由也不是来自上天赐予，唯有不懈地对抗命运、对抗有形敌人和无物之阵，才能获得自我发展与完善的权利。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具有“记忆”这一本质属性;女性尤应以文字记录屈辱历史，拒绝遗忘。《媚行者》第5篇追述中国客家人的大迁徙和欧洲吉卜赛人的失乐园，其中不乏对女性遭际的记录。广东梅州兴宁黄家属于客家人;“我”在父亲去世后好像是追寻鬼魂一样到我父母的老家，开启了一段“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知识考古和精神寻根之旅：客家人曾经历五次大规模南迁，第一次缘于西晋八王之乱而持续了170年，第二次缘于唐末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第三次缘于北宋末年辽金之乱，第四次缘于明末旱灾和农民军战争，第五次缘于太平天国运动，客家人在此次南迁中为争取生存之地与潮州人发生械斗，“死伤估计约60万。客家村落及农田为本地人烧毁，客家人沿水陆往粤西南及广西迁徙，有的迁至海南岛。”黄碧云：《媚行者》，第221页。到了20世纪，“我”父母一代离开广东客县兴宁，母亲再没回过老家，骨头留在香港。而在客家人的历次迁徙中，最底层的女性受苦最多。无独有偶，吉卜赛老诗人若奇讲述了罗马尼吉卜赛人苦难辛酸的逃亡历史，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约130万吉卜赛人遭到种族屠杀，所有十三岁以上的吉卜赛人都被摆至集中营处死;纳粹医生给吉卜赛人注射霍乱菌，若奇父母均死于这种人体实验，若奇侥幸存活……“我”在与若奇的交流中得出结论：“流浪者时常追寻自由，并求而不得。”“流徙并不是自由”黄碧云：《媚行者》，第206、236页。，遗忘更是一种犬儒式的逃避，因而出走、逃亡和遗忘都无法使人获得幸福与自由，反是“通往奴役之路”。那么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黄碧云反复追问的命题，她也借小说人物、吉卜赛作家若奇之口做出了回答：“只有和命运对抗，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黄碧云：《媚行者》，第264页。;但人的外在自由那样脆弱且易被剥夺，因而女性自由的最后凭仗就是“意志的自由”和“书写的权利”，女性必须拒绝遗忘，将书写作为“抵御社会性的第二次死亡（即遗忘）的更有效武器”[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2页。。这正如桑妮亚等人默默记录战争创伤、时代罪恶并发出严正控诉：

书写，因为可以表达，承担了我所有的，生存的重担，书写就成了我生命里，最接近自由的存在。

自由令我勇敢。你看，我书写的时候，一无所惧，什么都可以，卑微的生命，因此而充满光彩。

但书写如果不从生活而出，书写就成了最华美的谎话。

如果生活从不自由，书写就，毫无自由可言。

但追寻自由，最为虚妄。也是最大的磨难。黄碧云：《媚行者》，第23页。

这段话既肯定“书写”的意义，又表现出根本性的怀疑：书写接近自由——但只有生活自由才能书写自由——这个前提是不可能的，因而自由的追求与书写都是虚妄的。黄碧云深知如此，但面对歧路与穷途、虚妄与磨难，没有大哭而归，而是选择“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继续走下去，进行“韧的战斗”和“绝望的反抗”。

由上可知，黄碧云对“自由”以及各种女性主义思想都表现出往返质疑态度，其忧愤深广的境界也已超出了女性视阈并开始探触“异化”等等人的类问题。比如关于伟大与平凡：“我希望，可以生活在一个没什么大事，随便为一点小事便可以狂欢的国家，国民都随便在街上唱歌跳舞，跟陌生人拥抱祝贺。琐琐碎碎，很无聊，从不伟大，不肩负使命，不忧患丛生，从轻省之中，理解自由。”黄碧云：《媚行者》，第22页。再如关于忠诚与服从：“忠诚的意思是，服从，即使那是坟墓。而背叛，是否就意味着自由。”黄碧云：《媚行者》，第18页。一个天命的思想者既是理性的启蒙者和丰富的痛苦者，也是绝望的反抗者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读者此时越来越能感受到黄碧云对鲁迅精神传统的赓续：同样将笔触伸向吃人的历史，同样要冲决无物之阵的网罗，同样具有“过客”精神，同样在面对歧路与穷途时选择“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同样探讨“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女性解放的难题，同样具有往返质疑的启蒙精神，也同样喜欢裴多菲《希望之歌》“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 黄碧云：《我们如此很好》，香港：青文书屋，1996年，第6页。，而《媚行者》对于“自由与稳定，何者更可贵”的反复追问则是对鲁迅“做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可得”论断的延伸……

三 艺术创新：成就“可读的无限性”

黄碧云探究了追寻女性自由的种种可能方式并最终将“书写”当作女性权利的高度体现，因而《媚行者》可谓一部女性反抗命运、追寻自由的成长启示录。相应的，关于“写什么”与“如何写”就成为作者必须刻意经营的重点。

众所周知，身体叙事是女性主义书写最重要的题材。当然，这不是肤浅的女体盛和暴露狂，而是直视伤口并记录自我诊疗的生命体验，呈示女性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创伤与记忆。值得称道的是，《媚行者》在描写身体疼痛与创伤体验方面远超同类作品，其中以第2篇中赵眉接受截肢手术后的疼痛感受描写最为出色：

从远而近，马勒“复活”一样，渐渐意识，烟花一样爆发的痛。如果给汽车拖行，一直不放，大概是这样的痛。如果火焰永不熄灭，会这样烧痛。如果有马，将我的身体，各自向它们的方向拖开，先是皮肤，然后是脂肪，肌肉，神经线，韧带，扯裂，骨头向各自的方向，堕落，就是这样痛。

痛成了整个世界。什么都无法想，无法感觉，只是痛。

睡眠都不可能。才一瞌睡，就刺醒。

……痛的时候，一直咬着下唇，咬到满嘴是血迹。黄碧云：《媚行者》，第54页。

毫无疑问，疼痛在这里具有形而上的象征意味，因而如何承受并战胜它就成为对赵眉精神成长的重要考验。果然，她并未因为伤残、手术与创痛而自怨自艾，反而在观察体验中慢慢懂得：“能够毫无恐惧地站立，就是生命，给予的福惠。”黄碧云：《媚行者》，第70页。她最终克服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站了起来”。这不仅是她生理层面的“复健”，更是精神上的“复活”，是她成为生命强者的标志。

在黄碧云看来，女性无论被神化为圣母、妖化为巫女还是被污名化为欲女，都是对其人性的异化和遮蔽，因而她自觉担负起祛蔽的使命，将女性还原为活泼泼的人。《媚行者》以知识考古的方式向人们揭示了野蛮时代对女性的屠戮、戕害与污辱等恶行，比如那个臭名昭著的阴门阵：

一术士献计，以秽物对城中明官兵大炮，即不响也。物之秽者，莫过于女。女之秽者，莫过于阴户。农民军遂捉数百妇女，尽断其头，孕者则刳其腹。环向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压诸炮……黄碧云：《媚行者》，第237页。《明季北略·崇祯九年丙子》记载：“掠村落妇女数百人，裸而沓淫之。已而尽断其头，环向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厌诸民。”

“术士献计”说明此类祸害女性的国渣糟粕、恶行劣迹由来已久，并非明末农民军的发明创造;今天看来，“阴门阵”固然是女性的屈辱，更是中国男性的耻辱，是古代男性极端愚昧野蛮、残忍狠毒的典型案例。不幸的是，人性并不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现代化而进步，男女等级鄙视的观念以及不把人当人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一些地区的女性依然被视为贱民，正如第4篇中被拘禁于科索沃集中营的女子承受着的非人虐待：

他们将小学课室改成了集中营。我们营里，最小的九岁，最老的六十五岁。每天都拉出去，三小时，五小时，有时一夜，自己爬回来

我反抗。越反抗他们越高兴，笑闹着

他们喝好多酒，将酒瓶挤进来。我叫他们杀我，他们只是笑

……就在我父亲面前。我父亲闭上眼

……

为什么我受到伤害，觉得羞耻的要是我，而不是伤害我的人黄碧云：《媚行者》，第167—168页。

可以说，这是对女性生命创伤体验最极端、最直白也最具颠覆性的书写，而那句“为什么我受到伤害，觉得羞耻的要是我，而不是伤害我的人”则发出了极具控诉性的天问，是对于所谓“死事极小，名节极大”等男权思想的彻底否定。对于古今中西历史上的此类罄竹难书的恶行，《媚行者》借用一位女教师的话做出评述：“我并不憎恨，我只是轻视。轻视那些只敢一群人活动的，那些要征服的，暴力的，只会破坏的，愚蠢又自以为是的，男人。”黄碧云：《媚行者》，第168—169页。一个“轻视”，吐出了女性出离愤怒后的无尽声讨与鄙夷。

黄碧云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作家，因而都市病态心理一直是她高度重视的题材领域。《媚行者》第2篇中的物理治疗师“小胡子罗烈坦”、骨科医师赵重生以及义肢矫正师小蜜等人都是都市焦虑症患者：“罗烈坦”之所以有此绰号，是因为他有恋女童癖，其妻控告他对六岁女儿有不伦行为，他最终也因猥亵女童而获罪。赵重生的姐姐赵玉裂在爱尔兰做脑科医生，不想离婚失去儿子的抚养权，便给儿子注射空气针将其杀死然后自杀;赵重生因为姐姐的经历而不相信爱情，与空姐张蔷薇婚后情感淡薄，各自保持婚外恋情，而当张蔷薇因为小产流血时，赵重生反应冷漠，仍然专注地观看世界杯球赛转播，及至张蔷薇自己挣扎着打电话叫救护车时，赵重生劈手夺下电话并骂她“弄污了电话”，还不耐烦地让她“等一等，我开车送你去。还有十五分钟，这场球赛便打完了。小产很小事情，不用紧张，你总不明白。”黄碧云：《媚行者》，第63页。如此言行实在让人心冷齿寒。赵重生后来因为出现幻觉并非礼了一名护士而被调离了医院。至于小蜜，则因为受到过情感伤害而一度患有幻痛等心理疾病……黄碧云书写都市人的心理疾病固然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更是为了让人们重视后现代都市畸形发展导致的社会疾病和时代隐患。

黄碧云在描写女性生命体验和都市病态心理方面是如此卓异，读者只须将其与中国当代优秀女作家稍做比较便能凸显其创造性、经典性。相比较而言，林白、陈染等人的生命体验过于“私人化”，纠缠于女性的慌张、哀伤、低迷和脆弱，追求“一个人的房間”，并以展览身体来反抗禁忌，格局略显狭小。王安忆的探索逐渐走向多元和深刻，其《长恨歌》将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联系起来，《纪实与虚构》则将“书写”提升到形而上高度并实现了叙事艺术的突破，但她近年的创新力已显钝化。与她们相比，黄碧云在境界格局和艺术修养方面都堪称视野最广大、思想最深沉、情感最纤敏、笔法最多样的中国当代女作家，她继承了鲁迅精神传统又超越了张爱玲、萧红等前辈“越轨的笔致”，在艺境、哲思与创造力方面可与残雪比肩并驾，她是思想型的作家，不仅关注“写什么”，更对“如何写”进行了多方位探索，已经形成了“黑色写作与残酷美学”的小说学。仅就《媚行者》来看，黄碧云艺术手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拼贴”结构。《媚行者》是六部中篇小说的合体，每一篇各具独立性，甚至可以打乱顺序阅读，因而其结构颇具后现代“拼贴”性质。但综合看来，由于第1篇与第5、6篇具有内在关联以及全书女性主义题旨的统一和内在递进逻辑，故又可视之为一部由高密度意象群构成的具有情境模式的长篇小说。众所周知，小说结构主要包括情节模式、情态模式和情境模式：情节模式以故事讲述为主，情态模式以性格塑造见长，情境模式则是以抒情言志为主的诗化结构。从情境模式层面来看，《媚行者》类似萧红《呼兰河传》或莫言《红高粱家族》，人物具有符号功能，叙事具有新历史意味，全书主题和氛围具有整体象征性和寓言性。可以相信，《媚行者》的“拼贴”结构与情境模式将对汉语文学产生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文体融会。在各种文学文体中，小说最具包容性和探索性，可以将其他文体拿来为我所用或在小说局部进行整合实验。《媚行者》的“融文体”试验意图在第4、5、6篇中格外明显。第4篇讲述巴尔干半岛战争及其历史原因，由系列人物访谈、叙事诗、日记、史料摘要等构成，从而多维度揭示出“战争无正义”这一主旨，也为其后来的“非虚构写作”实验埋下了伏笔。第5篇讲述中国客家人和欧洲吉卜赛人的流亡历史，将典籍史料、民间传说、口述实录与个人体验有机融合起来，不仅具有新历史意味，更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其中作家若奇关于吉卜赛历史的叙事，是对《圣经》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仿拟。第6篇在讲述女游击队员坦妮亚的生平故事时运用了“语图”手法Ekphrasis是一个现代哲学和图像学概念，常被译作“语图”“图说”或“造型描述”，意指蕴含着某种意义的图像符号类似语言表述，或者图像的意义需要使用语言加以表述和阐释。将“语图”形式引入读图时代的文学文本之中，旨在更好地完成诗意与示意、语音与语象、读图与看文相结合的功能融合，不仅能丰富能指与所指的语义，也使读者在隔与不隔之中完成“视觉之旅”，从而创造性地理解绘画故事。参看沈亚丹：《“造型描述”（Ekphrasis）的复兴之路及其当代启示》，《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赵宪章：《语图叙事的在场与不在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不仅插入了手绘的行旅线路图，而且“我”的护照照片幻化成了坦妮亚、哲古华拉的头像，坦妮亚的照片则渐变成哲古华拉，从而隐喻坦妮亚（女性）的身份之谜……当然，《媚行者》的文体融会是有机的结合与精心的布局，是作者多文体驾驭能力的表现和跨文体写作的探索，而绝非随意的拼凑杂烩。

语体试验。正如本文引用的语段所显示的那样，黄碧云拥有自成一体的语感和句读方式，形成了具有回忆美学的叙述气息与舒缓的话语节奏;她有时会故意拆解标点，比如第4篇中的省略号改写（…… … ..  .），第6篇中引号的两个符号被前后置换等等，制造了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效果，使小说成为她所谓“卡在喉咙里的一只金戒指”黄碧云：《一只金戒指的静默》，《星晚周刊》（香港）1991年1月13日。的艺术;她的语言具有戏剧的动作性，适合剧场朗读;她的语言又是海明威式的冰山语言，读者必须通过二度创作来填补“语言省略”和“经验省略”留下的空白;她的语言有时借鉴西方史诗技艺，有时则以叙事诗形式展开讲述，真正接近了“诗小说”。第4篇中的《女子》一节虽然每一句都没有句号，但自然的停顿已形成了顿挫抑扬，而拆弹专家的诉说竟然如同意象诗：

我时常想着地雷。想着地雷的敏感，残酷，隐密（及向日葵的盛开）。想着那些小手小脚，炸散了的，玫瑰花瓣一样的，小手小脚。

我才知道，原来骨头都会烧黑。

你必须尊重地雷。我从不轻佻。

接近地雷的时刻。最隐暗的修道院都没有这样安静。我灵魂透明。一无所思。黄碧云：《媚行者》，第148页。

地雷—向日葵，地雷阵—修道院，尸体碎片—玫瑰花瓣，骨头烧黑—灵魂透明，多么奇诡而真实的语象与意象的对立组合。当作者用绚烂诗句状写科索沃的地雷阵的杀伤力，语言之美与残酷现实形成的巨大张力冲击着读者心理，也典型地体现着黄碧云“残酷美学”的奇诡反讽。不仅如此，第4篇中的女主人公桑妮亚以长诗《我城 萨拉热窝》（第149—166页）兑现着“活着。写下微小事情”的诺言。写作给桑妮亚以精神安慰，让她回到自身，回到生命本质，超越一切世俗，忘记枪林弹雨，可以视死如归，也更加珍惜一切美好的事物，写作在她这里已经具有了仪式感和宗教感，成为一个人最后的自由，其形而上象征已远远大于“诗小说”的文体试验意义。

“同人小说”。黄碧云在早期创作中就自觉树起了“同人文”的风标，比如叶细细、赵眉、游忧、许之行等名字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不过与一般“同人文”的迥异之处在于，黄碧云笔下的人物在前后作品中出现时各自承担不同使命，呈现不同性格，甚至进行着形象的自我颠覆与解构。这一方面说明黄碧云小说中的人物具有“不确定性”“未完成性”等后现代气质，另一方面说明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只起符号和道具作用，从而让读者意识到黄碧云“同人文”最终的整体性的艺术诉求并非强化人物性格，而在于营造氛围和情境，在于提出问题，在于对复杂人性的深入观照。

“对倒”手法“对倒”叙事手法因刘以鬯小说《对倒》得名。《对倒》采用双线平行叙述方式，分别由男女主人公讲述同一事件，从而形成对立视角与双声评判。刘以鬯在小说序言中交代了灵感来源：“写这部小说的促动原因是两枚相连的邮票：一九七二年，伦敦吉本斯公司举行华邮拍卖，我投得‘慈寿九分银对倒旧票双连，十分高兴。邮票寄到后，我一再用放大镜仔细察看这双连票的图案与品相，产生了用‘对倒方式写小说的动机。对倒是邮学上的名词，译自法文Tête-Bêche，指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刘以鬯：《对倒》，香港：获益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21页。。《媚行者》在整体上以“出走与寻找”为主题，内部有着回环结構和对倒手法。比如第1篇与第5篇，前者为“出走”追寻自由，后者是“归来”寻根问祖，从而形成了“出走—归来”模式。又如第1篇与第6篇，第1篇讲述“我”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国的游历，与“我”在第6篇里到古巴寻找坦妮亚的行动构成了“伏线千里”的关系。再如第4篇中桑妮亚作为战争受害者，以“书写”控诉战争，其叙事诗透露她有一个表哥保勤，而在另一位女教师的叙述中，保勤是她以前教过的学生却参与了对她的轮奸暴行，于是保勤这个人物就成了复杂幽暗人性的集合体。另外在第5篇中，“我”讲述中国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历史，另一个“我”玛高则聆听作家若奇讲述欧洲吉卜赛流亡史，两个民族的历史因而形成了对倒与互文，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人类学意义，更显示出黄碧云的国际视野、知识考古能力与故事编织能力。

“天问”启蒙。黄碧云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作家，一方面在思想上保持着启蒙者之“思”，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所思所想进行着质疑，或者说她在用后现代的不确定性来质疑现代理性的确定性。于是，“问”就是成了叙事手法和动力，“问题”就成了小说主题。但小说对于这些问题往往并不给出确凿答案，而是启发读者做出自己的思考，有的（如“为了什么而战？”）则由小说中的人物给出了自我消解式的回答：

为了个零鸡蛋。

为了自由。为了土地。

为了我们的国家。

……战争是这么一件事，一旦开始了，没法停止。没有人知道当初为什么。

……没有一场令人强壮与自由。战争都是肮脏的。黄碧云：《媚行者》，第182页。

这就对那些打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号，以自由为名却与自由无关的战争进行了彻底解构。仅就科索沃战争的描写而言，黄碧云的思想境界逼近了阿列克西耶维奇《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锌皮娃娃兵》等作品，她以女性特有的经验书写完成了对战争的讲述与质疑，是真正的解构主义写作。另外，黄碧云通过对一系列“媚行者”的描写，尝试回答“娜拉走后怎样”的当代命题，但又怀疑她们与命运搏斗能否最终获得自由，正如作品中写道：“从媚行者到媚行者，地到地，一直到今天，她们还在寻找，从不可得的自由，她们还在斗争，与不可知的命运，她们唱呵，舞呵……”黄碧云：《媚行者》，第266页。这种犹疑不定的态度更能印证黄碧云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性：小说家的使命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不负责开出药方;思想者发出天问，达成启蒙的效果，但不负责给出标准答案;而这种多义复调的不确定性以及往返质疑的态度，恰好体现了《媚行者》“实质的创造性”“可读的无限性”等经典性的所在。

总而言之，对《媚行者》这部女性主义经典小说的深度解读可证如下判断：黄碧云是中国当代视野最为广大、历史感最为深远、思想最为深刻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摇曳多姿，形象地诠释了女性主义各流派的核心思想并在对话碰撞中发现了其理论裂缝;她既从边缘题材入手揭示了当代女性主义的实存敌人，也由底层人物命运指出了女性解放要面对的无物之阵;《媚行者》题旨的多义性和艺术的创新性使之成为难以复制的绝世孤品，既是黄碧云小说创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更像是一个寓言在向世人宣告：黄碧云一直在路上，女性解放一直在路上！

Collide with Powers by Departure and Refuse to Forget by Writing

——On the Feminism Narration in Huang Biyuns Flatterer

LI Jun

Abstract： Huang Biyuns flatterer， created several female images that use departure to collide with authoritarian powers such as patriarchy， marital power， fate， war， etc.， not only traces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womans tragic fate， but also explores the contemporary ways of female emancipation. In the fiction， the author describes some characters refusing to forget and fighting against despair in the way of writing and express the faith of “I-dont-believe”; and with the breadth and density of life experience， the author breaks through the writing limitations of “small women” and “one persons room” wit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dicates the writing direction of “The Third-World Feminism”. The flatterer marks the height and depth of feminist thought with new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postmodern spirit， challenges the difficulty and height of writing skills with stylistic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leaves a unique piece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with polysemy theme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which is not only a milestone in Huang Biyuns novel creation， but also a classic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beral feminist literature.

Keywords： Huang Biyun; flatterer; feminism; fight against despair

【責任编辑 陈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