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版本流传简述

温宜栋

【摘    要】《老子》的早期版本现在有出土的战国楚简作为明证，这段时期是《老子》文本形成和流传的第一阶段，其传本系统现在也难以有明确证据断定。两汉至唐是《老子》各种祖本系统相继出现时期，虽然一直有文献记载但未能有实物证据。唐宋两代基本奠定了《老子》各种传本体系的最终形态，雕版印刷也使文本形态开始固定。在这之后的元明清时期主要是对于之前《老子》版本的继承和翻印，新的注本也很难有大的突破。现代以来出现的《老子》译注本虽然越来越多，但不属于古籍版本考察范围，采用的底本大都以王弼本为基础。

【关键词】《老子》  王弼  河上公  版本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21.18.002

《老子》作为道家理论的开山之作，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也流传甚广。现在研究证明在唐代已经有将《老子》翻译成梵文的情况，并将其传入印度。从明代中晚期开始，《老子》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拉丁文、日文和英文等。在中国境内，今人严灵峰《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对古代传世版本的整理以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老子善本统计《老子》的版本都有数百种之多。想要从这么多的版本中梳理出一个完备而系统的流传线索绝非易事。纵览前人的研究成果，关于《老子》版本的研究也有不少。一些今人名家注本的序言中会对版本情况做一个简介，但这不是完全从版本角度去做专题研究，虽时有精深的见解，但并未形成有完备系统的版本考察。这种情况在高明、彭浩、楼宇烈、陈鼓应、杜泽逊等一些整理本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

一、先秦时期《老子》的形成与流传

关于老子其人和《老子》的成书问题，现在也很难有一个明确且令人信服的定论。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能确定的是研究者把老子视作春秋时期的人，《老子》其书一定出现在战国之前。这事实上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并且依据的文献也十分稀少。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里对老子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

关于这条记载现在也存在不少争议。本来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关于老子的生平就已经考证不清了。

《老子》的第一个版本是不是真的就出现在老子出关之时，这个谁也不能断言。现在就传世的文本来看，1993年在湖北郭店楚国墓葬中出土的楚简本《老子》是战国时期的文本，但仅有两千余字，而且各章顺序也与现在通行的版本不同。从其他地方的记载和征引来看，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的《老子》版本有四种，其中《老子鄰氏经传》四篇被认为是出于先秦时期。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里面记载有前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王应麟《汉志》考证：晁氏公武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盖三皇之道也。”

……

按：《老子》《史记》有列传。……故是注，词义简远，妙得微契。《老子》注本，此为最古。《鄰氏传》今亡。[2]

关于《老子》的第一个版本现在仍未能断定，而今能够见到比较完备的版本是战国楚简两千多字的文本，和现在的版本有不小的差别，其文字也是先秦文字，与现在的字形差异很大。在传世文献的记载中，我们能看到其他文本对《老子》的引用，而且目录著作中也有先秦的传本记载。研究者因此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老子》的文本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流传相当广泛，后世产生的版本中必定是以其中一种作为祖本。

二、两汉至隋时期《老子》的流传

到了两汉时期，无论是河上公还是严君平，他们的注本都在后世不断地被刻印流传，而且能找到其与后世版本的关系，形成清晰地传承脉络。因此说先秦时期还处于产生与流传的模糊时代，但到了汉代已经能看到明显的版本继承关系，以及后世不断流传下去的版本。这两个时期，在版本流传方面应该是具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因此分隔开来也是应当的。从先唐到两汉时期属于《老子》的写本时期，注释传抄是当时流传活动的主要方式。这样分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找到目录上的依据。《隋书·经籍志》著录《老子》版本不到五十种，其时间跨度也刚好是从隋朝到两汉时期，这里面有一些亡佚的，也有一些文本被保留了下来。以目录为依据，立足于传世文本，刚好也能更明白地讲清楚这一时期的版本流传状况。

从现今出土的实物来看，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最迟也是在汉初就有。这个版本的《老子》和现在的传本相似度很大。文字分别使用篆书和隶书写成，辨认起来也较为容易。《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老子传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3]

这几种版本全都亡佚，也无从考察具体情况。但在时间上一定是早于班固的。对比《隋书·经籍志》记载的情况：《老子道德经》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虞翻注《老子》二卷，亡。[4]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版本在《随书·经籍志》中都未提到。但是在这里多出了汉代河上公、汉长陵三老丘望之、严遵以及三国时期虞翻的注本。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流传的版本中河上公注本和严遵注本都相当流行，基本上也能找到这两个版本在每个朝代的流传情况。因此，虽然我们见不到这些真正的汉代注本实物，但从历史记载来说，这两个版本都应该可信，而且还对后世版本产生重要的影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河上公注老子》二卷，右河上公注，……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四句，古本无有，独得于公耳，[5]《老子指归》十三卷，右汉严遵君平撰，谷神子注。……此本卷数与廓注同，其题谷神子而不显姓名，疑即廓也。[6]

北宋时期的晁公武对河上公注本和严遵注本有很细致的论述，不仅介绍作者情况，还详细概括了两书的篇卷内容。其他目录或记载条目，或有解题，亦可证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源流更加详细：《老子注》，二卷，旧本题河上公撰。……相传已久，所言亦颇有发明，姑存以备一家可耳。

四库馆臣的这种说法把河上公本的流传情况介绍得很详细，从注本的出现到到后代的演变，以往记载的河上丈人注本在梁代亡佚，汉代河上公注本一直流传下来。这些说法皆可作为参考，后来一些研究者认为王弼注本是依据河上公注本形成，亦可备一说。

一切社会环境都会对学术以及经典文本产生重要影响。东汉至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对《老子》版本的注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目录的著录以及史书的记载来看，这时期关于《老子》的注释十分丰富，上至皇帝，下至僧侣，有数十家之多。但由于各种原因，现在留下的传世版本只有王弼的《老子道德经》两卷。在目录著作中，蜀才、钟会、羊祜、孙登、刘仲融、陶弘景、李允愿、陈嗣古、慧琳、慧严、鸠摩罗什、丘望之、王肃、卢景裕、梁旷、何晏、梁武帝、顾欢、孟智周、葛玄、韩庄、刘遗民等人的著作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皆有记载。由此可见，这些著作在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小的。当然影响最大的还要数王弼的注本，这个版本基本成为后世通行流传版本的祖本，并且一直被传布保存。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很多有迹可循的《老子》文本。虽然受社会和其他问题的限制，导致很多版本都已经亡佚，但是流传下来的几种均对后世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这已经完全摆脱了先秦时期版本系统模糊不清的状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形成了后世传播保存的几个重要的古本。《老子》版本流传系统的确定也奠基在这一时期。

三、唐宋时期《老子》的传布与刻印

从唐代开始，由于李氏王朝以推崇老子，因此《老子》的版本在唐代迎来一次辉煌。唐代虽然雕版印刷还未广泛应用，但当时刻碑之风颇盛。唐代总体而言社会达到了统一的局面，因此大一统思想也体现在当时文献的传播上。因此王弼的注本被定为典范之后，基本上出现的其他版本也都是主要以此为依据。唐代学术注释、音释之风颇盛，也出现了不少以注释为主的《老子》版本。宋代整体文化氛围非常适宜，而且雕版印刷也在宋代被广泛应用，唐前一些版本虽然已经亡佚，但保存下来的在宋代又被广泛生产。整体而言，唐宋两代无论写本还是印本，基本上是使《老子》各种系统的版本真正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目录著作的繁盛也给版本的研究带来很大的便利。最重要的是，这时期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实物证据能够了解当时的传本情况。唐代有成玄英、李荣、唐玄宗、杜光庭、傅奕以及唐人陆德明写于前朝的《经典释文》对《老子》的音释。这些记载都可见于史志目录。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还出现了集注本，这在宋代官方和私人目录中都有著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尤为详细：《三十家注老子》八卷。……以“绝学无忧”一句，附“绝圣弃知”章末，以“唯之与阿”别为一章，与诸本不同。[7]

在现今发现的敦煌残卷中，也有《老子》的部分文本。还有就是唐代已经开始《道藏》的编辑和刻碑，这里面也收集了很多《老子》的版本。总体而言，唐代关于《老子》的版本已经开始有了校勘、音释、集解等体例的出现，这也基本上超越了前人只注重义理阐发的注释方式，为后代《老子》不同版本的体例提供了借鉴。宋代雕版印刷开始盛行，不仅继承了唐人的很多文本，而且出现了不少关于《老子》新的注本。宋徽宗御注、司马光、苏辙、王安石、叶梦得、吕大临等人在晁公武、陈振孙、尤袤的私人目录中都有著录。《宋史·艺文志》的记载也能与此相互印证。关于这些问题，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也基本依据这些记载做出更为详细的总结。这里举例说明：

《苏子由注老子》二卷。

晁氏曰：皇朝苏辙子由注。……其解“是谓袭明”，以为释氏《传灯》之类。

朱子《杂学辩》曰：苏侍郎晚著此书，合吾儒於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8]

苏辙的这个注本出现不久就能引起学者的广泛评论，这些目录再加上史书中的一些记载，能够很明显地证明当时《老子》的这些注本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还有一个宋代版本值得注意，现在国家图书馆藏的宋本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直解》，这在以上的诸多目录中都未称及。这个注本引用了前人三十多家的注解，并且校勘精良，是很好的一个宋代善本。总而言之，唐宋两代已经完成了《老子》版本的主要传承系统。在唐代集注本已经出现，宋代越来越多，这时期现今能够看到的善本也有不少，实物和文献记载相结合，也说明了在这时期《老子》的文本形态基本已经按这种面貌流传，这是《老子》版本真正的定型时期。

四、元明清时期《老子》的版刻情况

元明清三代对《老子》版本的传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时期也有一些新的注本出现，比如焦竑、毕沅、王夫之、姚鼐、魏源等人的注本，但都是在以己意阐释《老子》章句，对版本发展影响不大，而且其影响力也远不能跟唐宋乃至汉魏古注相比。在官修史志中，道家文献和道教混在一处，并且著录不多。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著录了明、清两朝皇帝御注的版本，还有对《道藏》的编修。真正对《老子》版本做出详细记载的，是在私人藏书家的目录当中。这时期目录学著作十分丰富，高儒的《百川书志》、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范钦《天一阁书目》、黄虞稷《千倾堂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都是十分知名的著作，从他们记载的版本来看，也都是《老子》的旧注。这些目录中少则几条，多则数十条，而且这时期的目录著作远不止于此，其中详细记载也不便引用。但仅从这些著作中就能发现明清两代人对前代版本的保护情况。

在清朝时期，关于《老子》前代版本的校勘工作也备受关注，同一版本在不同时期的地点不断刻印，其中出现的异文也越来越多。清代整体受考据学风的影响，虽然主力放在经学文献整理上，但史部和子部也受到了关注。《老子》在诸子中版本最繁，这方面的校勘工作也开始进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王弼《老子注》下的提要很能反映当时的情况：《老子注》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弼注《老子》已不传，然明万历中华亭张之象实有刻本，证以《经典释文》及《永乐大典》所载，一一相符。[9]这段话把王弼的注本的传承情况以及清人校雠、重刊和收藏的情况都体现了出来。其中也许会有论述有误的地方，但也由此能看出清朝时期在对前代文献整理、重刊时谨慎的态度。

五、结束语

以上对从古至今以来关于《老子》版本记载的文献和传世的实物做了一个粗略的论述，事实上，对于先秦文献来说，即便现在有了实物可见，但由于它与后世版本之间仍然有太长的时间间距，人们在研究时也很难对其下完备的定论。直到唐宋时期雕版出现并随后流行，《老子》的传本才开始丰富起来，而且固定的印刷形式也使流传体系的文本形态开始确定，真正的祖本事实上也是在这时期完全形成。元明清时期雕版印刷逐步走向高峰，特别是明清时期，对书籍的刻印十分广泛，《老子》也因此在同一体系的注本之下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版本。而且这一时期文人和商人都对藏书开始关注，许多藏书楼收集旧版或旧书重刻和翻刻活动也很活跃。这些版本虽然会有一些差异，但其祖本基本还是统一的。河上公和王弼两个注本作为接受最广的版本，无论有没有相互依祖的关系，从古至今都是最受重视的注本。社会的政治环境和整体学术氛围也影响了《老子》版本在社会上出现的形态。总而言之，考察这个时期各种《老子》版本以及形态的演变，也能了解中国书籍形态演变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2603-2606.

[2]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1.

[3]班固.百衲本二十四史·汉书[M].上海：涵芬楼影印，443.

[4]魏征等.隋书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00.

[5]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60.

[6]晁公武撰，孫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68.

[7]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64.

[8]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31.

[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