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首与低眉：杜甫书写长安与夔州的不同姿态
——从《秋兴八首》说开去

叶梦圆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400715)

杜甫一生饱受流离之苦，晚年尤甚。永泰元年(765)，杜甫离蜀至夔，于此蹉跎约两载光阴，而这也正是杜甫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当我们仔细检点这些最能代表杜甫晚年诗歌创作成就的作品时，就会发现，它们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怀旧情绪，同时也就体现着由现在回溯到过去的反省”[1]。本文着重讨论的《秋兴八首》即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明清学者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基本奠定《秋兴八首》诗学意蕴的堂庑。当今学者也多接踵前贤，就上述研究方向再做细化，著作颇丰。朱东润先生指出该组诗“把大历年代的飘零和天宝年代的光辉联系在一处，更深刻地描绘当前的苍凉之感”[4]。莫砺锋先生总结杜甫夔州诗为其晚年的内心独白，亦是对大唐盛衰巨变的历史思考[5]。葛晓音先生认为《秋兴八首》是杜甫“滞留江湖的寂寞在无奈中幻化为对长安热切的想望”[6]。刘明华先生从多重对比的角度分析了组诗折射的时代悲剧和心灵悲剧[7]。学者魏琳认为杜甫强烈的归京意识，源于他把长安当作“精神家园”[8]，并且《秋兴》组诗是其“长安情结”的集中体现[9]。张倩亦赞同杜甫的“长安情结”是其创作的直接动力[10]……前贤诸说皆是，然悉属由外入内的“物之感人”[11]说，忽略了诗歌乃诗人主动的“志之所之”[12]的兴寄传统。

事实上，《秋兴八首》是“志之所之”与“物之感人”的内外融通，情景共生且不可偏废。杜甫处夔州之远，忧庙堂之上，借诗歌发微言。这具体表现为杜甫书写二城姿态的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