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首与低眉：杜甫书写长安与夔州的不同姿态
——从《秋兴八首》说开去

叶梦圆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400715)

杜甫一生饱受流离之苦，晚年尤甚。永泰元年(765)，杜甫离蜀至夔，于此蹉跎约两载光阴，而这也正是杜甫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当我们仔细检点这些最能代表杜甫晚年诗歌创作成就的作品时，就会发现，它们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怀旧情绪，同时也就体现着由现在回溯到过去的反省”[1]。本文着重讨论的《秋兴八首》即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明清学者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基本奠定《秋兴八首》诗学意蕴的堂庑。当今学者也多接踵前贤，就上述研究方向再做细化，著作颇丰。朱东润先生指出该组诗“把大历年代的飘零和天宝年代的光辉联系在一处，更深刻地描绘当前的苍凉之感”[4]。莫砺锋先生总结杜甫夔州诗为其晚年的内心独白，亦是对大唐盛衰巨变的历史思考[5]。葛晓音先生认为《秋兴八首》是杜甫“滞留江湖的寂寞在无奈中幻化为对长安热切的想望”[6]。刘明华先生从多重对比的角度分析了组诗折射的时代悲剧和心灵悲剧[7]。学者魏琳认为杜甫强烈的归京意识，源于他把长安当作“精神家园”[8]，并且《秋兴》组诗是其“长安情结”的集中体现[9]。张倩亦赞同杜甫的“长安情结”是其创作的直接动力[10]……前贤诸说皆是，然悉属由外入内的“物之感人”[11]说，忽略了诗歌乃诗人主动的“志之所之”[12]的兴寄传统。

事实上，《秋兴八首》是“志之所之”与“物之感人”的内外融通，情景共生且不可偏废。杜甫处夔州之远，忧庙堂之上，借诗歌发微言。这具体表现为杜甫书写二城姿态的云泥之别。杜甫建构二城形象的不同方式，即是杜甫的书写姿态。

本文认为：杜甫分别以“翘首”和“低眉”两种姿态来书写长安与夔州，这种城市形象的殊异，是其采用不同书写姿态主动建构的结果；在杜诗中，长安和夔州成为国家盛衰的强烈对比，也是杜甫早年与晚年自我形象的两种映射。目前，笔者尚未发现学界有从杜甫不同的城市书写姿态角度，来重新阐释《秋兴八首》的文章。故姑妄言之，以求教方家。

一、翘首：对长安的悲悯与眷恋

何为“翘首”？“翘首”一词最早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辅国将军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闻符命不虚见，众心不可违……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圣人达节之数，下孤人臣翘首之望，非所以扬圣道之高衢，乘无穷之懿勋也。”[13]引文中的陛下指曹丕，背景乃魏文代汉之事。作为“翘首”最原始的书证，其能指的发出者为臣，所指对象为君。人臣“翘首”望君，正符合杜甫自谓“每依北斗望京华”之意。牧斋注杜亦道：“孤城砧断，日薄虞渊，万里孤臣，翘首京国。虽复八表昏黄，绝塞惨淡，唯此望阙寸心，与南斗共芒色耳。”[14]因而以“翘首”命名杜甫对长安的书写姿态，既合乎历史语境，又切中诗歌文本。“翘首”本义是抬头而望，多用以形容殷切地盼望和思恋。翘首是由下往上的仰视视角。在夔州翘首长安，亦是人臣杜甫牵挂君王和江山社稷。对长安的悲悯和眷恋，构成“翘首”姿态的情感内蕴。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秋兴八首(其四)》)[18]3807-3808

长安的百年沧桑，如同反复推秤的棋局，胜负难分，几度浮沉。《资治通鉴·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载：“广德元年……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吐蕃之入寇也，边将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闻。冬十月，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之乡导，引吐蕃深入，过邠州，上始闻之。”[15]《旧唐书·程元振传》亦载：“(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下诏征兵，诸道卒无至者。十月，蕃军至便桥，代宗苍黄出幸陕州。”[16]君王与京城本是国家一体同构的神圣象征。《管子》有云：“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17]同是避难，君王仓皇逃京的性质绝非等同于百姓流离失所。后者唤起同情，前者却是国家之耻。愤慨于朝廷的昏庸，也自伤“吾衰尤拙计”的痛苦，杜甫笔触间充满对长安的同情。翘首长安的苦痛回忆，令他悲从中来，同时思考着长安悲剧的原因。长安并非边关，外族入侵的战火不会首先点燃长安；但众星拱卫的国都竟也未能免遭兵戎践踏。显然，长安之乱实则祸起萧墙。怀着对长安的无限悲悯和对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的无尽仇恨，杜甫悲愤地写下“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笔者以为，这一联诗表面上的确是叹惋长安悲剧命运的含泪之笔，更深层的寓意是杜甫对权贵的深刻讽刺和命运预言：这群不顾国难当头，只图中饱私囊的废物，尽管在内斗中攫夺了暂时的利益，成为新的权贵；但在暗潮涌动的长安，只怕他们也将很快成为历史，徒增后人的笑谈和悲哀罢了。

杜甫翘首北望京华，涌上心头的不仅是悲悯之情，更有对长安的眷恋和回京的渴望。昔日繁华的长安城，是大唐盛世最辉煌的坐标，更是士人实现政治抱负的圣地。杜甫怀着一种虔诚的姿态建构着独特的京华形象。天宝五载(746)，杜甫怀着同样虔诚的姿态踏入长安，希冀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现实却是“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赠韦左丞丈济》)[18]209，寄食友朋，卖药都市，可他宁愿带着镣铐蹒跚，也不愿解开长安的枷锁。“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18]289，在迫不得已地多次干谒后，杜甫终于在张洎的帮助下，等来了献《三大礼赋》的机会。“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18]3374，“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18]289。他被长安赋予无上的荣宠，不仅一跃成为集贤学士争先追捧的新星，更三生有幸面谒玄宗：“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秋兴八首》其五)[18]3812。这次经历在杜甫晚年的长安书写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他晚年仍以翘首之态凝望、憧憬、眷恋长安的重要情愫。

二、低眉：夔州的愁闷心曲

长安是舒展回忆的虚构幻境，夔州才是折叠情感的真实场域。在夔州愁闷心绪的反衬下，翘首长安的充沛热忱才得以彰显。与翘首长安的姿态不同，杜甫以低眉的姿态冷峻地书写着夔州，例如：“听猿实下三声泪”“白头吟望苦低垂”“低垂气不苏”……“低眉”借代“低头”，其最早的用例出自扬雄《答刘歆书》：“令举者怀赧而低眉。”[19]此处为惭愧之意。低眉作为一种神态，还有愁苦的内涵，如白居易《琵琶行》：“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20]夔州时期的杜甫，宛如一位愁眉不展的低头老者，终日以泪洗面。陆游曾至夔州凭吊杜甫：“然去国寝久，诸公故人，孰睨其穷，无肯出力。比至夔，客于栢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俯首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东屯高斋记》)[21]“俯首”即低头，放翁之言甚是。清冷凄异的环境和寄人篱下的生活，串联成杜甫夔州境遇的心曲，“我今衰老才力薄”(《李潮八分小篆歌》)的愧疚和恋阙怀乡的愁苦是其心曲的情感主旋律。

夔州是《秋兴八首》情感延伸的现实起点。低眉是翘首长安的直接后果，因为在“北望京华”的时空中，夔州被不自觉地与长安对比而相形见绌，带给杜甫愈发强烈的国仇家恨之苦，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书写夔州的姿态。《秋兴八首》中也可见其端倪。笔者发现，八首诗都和水相关：第一首“江间波浪兼天涌”写巫峡之水波涛汹涌；第二首“已映洲前芦荻花”，以水中自然风物的复现记录岁月流逝而归京无望；第三首“日日江楼坐翠微”，描绘江边山水抒发在夔州的无聊烦闷；第四首“鱼龙寂寞秋江冷”以鱼龙潜蛰秋江喻己故国平居，匡时无策；第五首“一卧沧江惊岁晚”道己卧病夔州；第六首“瞿塘峡口曲江头”由夔州之水联想到长安的曲江，两座城市以“水”相连却咫尺天涯；第七首“江湖满地一渔翁”，五湖四海，何以家为？第八首“仙侣同舟晚更移”昔日与友在长安泛舟携行之景如在目前。笔者以为，“水”因其广阔无垠，无不可至的特点，恰似杜甫无边蔓延的愁绪，托起《秋兴八首》整体凄凉的情感基调。汪洋的水面漂浮着无依无靠的孤舟，孤舟之上的垂头渔翁，则是杜甫在夔州时自我形象的化身。以水托舟，以舟载渔翁之愁。从水到孤舟再到渔翁，诗法笔力层层向上，凝聚为冰山一角；从渔翁到孤舟再到水，情感负重层层向下，潜化为满江愁绪。永泰元年(765)，杜甫离蜀，曾写下“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何必泪长流”(《去蜀》)[18]3390的诗句。素怀“民胞”之心的杜甫，自然不会完全放下自许的道德责任。他伤感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常常夜不能寐，“无力正乾坤”的他只得躲进夔州狭小的天地间低头垂钓不问世事，以此来排遣心中苦闷。拭泪老翁的低眉之姿是杜甫在夔州的真实写照，也被融进他对夔州这座城市的书写姿态中。

三、长安与夔州书写姿态差异的原因

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城市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22]翘首与低眉两种完全相反的书写姿态，被杜甫交叉使用，参差对照出不同城市形象。《夜》是《秋兴》的先声，诗人在《夜》在这首诗中写下“南菊再逢人卧病，北书不至雁无情。步簷倚杖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18]3786。显然，在杜甫的情感倾向上长安总是胜过夔州。诗人对两座城市的情感态度如此不同，一方面缘于二城在地理和地位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则因二城分别是杜甫早年和晚年自我形象的投射。从而，这直接影响了杜甫对两座城市的情感倾向和书写姿态。翘首长安、低眉夔州的姿态，亦是杜甫自我形象的烛照。夔州其实是杜甫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的承受者。

(一)地理：开阔与逼仄

《秋兴八首(其一)》的开篇对夔州的环境直言不讳：“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极言此地萧索颓残。“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郦道元《水经注》同样记载：“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23]江水波浪滔天，巫峡风云变幻，天色昏暗不明。喧闹的波涛、阴冷的环境，不宜老杜安居养病。巫峡逼仄的地理环境强化了极端压抑之感。从诗中看，杜甫力图冲破窒息的氛围却无果，反而愈加明显。他多次申述被夔州逼仄地形压抑的无助，以《白帝城最高楼》为例，“城尖径昃旌旆愁”凸显白帝城矗立于夔州白帝山上，高险的地势令人望而生愁。江峡之上乌云盘踞，光线晦暗，如置身一片混沌之中。加之峡谷两岸峭壁林立，截断横流，令诗人“泣血迸空回白头”。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论此诗为“冥心刻骨，奇险至十二三分者”[24]。《白帝》诗中“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18]3741亦复如是。逼仄的空间、压抑的环境，迫使杜甫无奈低眉，唯有在诗中反抗，发摅其愁闷。

与之相对的是，长安的地理特征则呈现出一篇开阔通达之象。《秋兴八首(其五)》表现得尤为突出。“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18]3812。蓬莱宫即大明宫，宋敏求《长安志·宫室四·唐上》记载此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每天晴日朗，南望终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视如在槛内，盖其高爽也。”[25]故杜甫亦曾道“云近蓬莱常五色”(《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18]1014。“承露金茎”，颜师古引《三辅故事》曰：“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26]1220蓬莱宫作为长安城的地标，与终南山遥相呼应。西降瑶池王母，东盈圣人紫气。长安城不仅南北纵向绵延，东西横向扩展，更能向上直达霄汉，与仙人相通。天上人间之精华尽收囊中。不仅其开阔的地形令夔州黯然失色，杜甫有意对仙人圣哲的刻画，更是烘托出长安的高贵和神圣。

二城地形的优劣，分别予以杜甫不同的体验，影响其对二城的书写姿态。不过，地理原因并非决定性因素，书写姿态对立的症结在于城市政治文化内涵的差异。

(二)地位：京华与孤城

“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Cornish)对首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研究以后认为，建都地点大致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自然仓库(natural 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能满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枢纽(crossways)，即首都应位于要道交汇处，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ongholds)，便于防守。……西安一带作为首都，其地理区位与这三点全部符合。”[27]作为首都的长安，是大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8]长安如北辰，被众城拱卫环绕，处于地缘政治的核心和最高层，是士人实现政治理想的殿堂。杜甫毕生都在追求他的政治理想，流寓夔州仍忧思故国。其作于夔州西阁的《中夜》诗即是明证：“中夜江山静，危楼望北辰。长为万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国风云气，高堂战伐尘。胡雏负恩泽，嗟尔太平人。”[18]3933自安史之乱爆发，国家烽火未息，诗人心在长安，身老夔州，政治理想愈发不可及。北望长安的姿态，亦是盼望重回长安，有所作为的进取姿态。长安之所以对杜甫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在于其散发的政治芳香令夔州望尘莫及。

并且，《秋兴八首》选取的城市景观的差异也反映了二城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这既是城市地位的客观呈现，也是杜甫对城市形象的主观建构。具体言之，其对长安城市形象的书写重在突出其皇家景观，如：画省、五陵、王侯第宅、蓬莱宫、承露盘、曲江、花萼相辉楼、芙蓉苑、夹城、昆明池、昆吾亭、御肃苑……；反观夔州风物，则重点刻画其质朴原始的自然景观，如：枫树林、巫山巫峡、波浪、风云、猿鸣、山楼粉堞、藤萝月、芦荻花、渔人、燕子、沧江、瞿塘峡……总而言之，“每依北斗望京华”这一姿态的背后有其政治逻辑：长安是神圣尊贵的皇家景观、权力的核心，只有长安才能赐予杜甫实现“致君尧舜上”理想的门径。

《秋兴八首(其六)》鲜明地表现出杜甫主观上对二城定位的高下之判，是导致其书写姿态差异的重要原因。“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瞿塘峡乃三峡西起第一峡，本与长安曲江相隔万里，但相似的凄凉秋景解构了二城的空间距离。“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叶嘉莹先生认为：“夫此二句，承首句‘曲江头’而来，盖藉明皇之游幸，慨盛衰之变也。故提要以为乃交互句，盛时皆通御气，衰时皆入边愁，其说颇是。”[29]颈联是杜甫对盛世长安的回忆，“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前句化用“(汉昭帝)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26]218典故，凸显长安城之瑰丽。后句邵傅注曰：“江中以锦绒为缆，以象牙饰樯。”[18]3821黄维章曰：“珠帘绣柱，指曲江宫殿；锦缆牙樯，泛指龙舟。”[18]3821然而，长安往昔的富丽堂皇却翻然巨变为如今的满目疮痍。他以悲悯怜惜的姿态重建昔日帝王州。

简言之，翘首长安是忠君恋阙的姿态，而低眉夔州则是感士不遇的表露。此因二城政治地位的轩轾所致。

(三)隐喻：国家与自我

长安和夔州各自有着不同的隐喻，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翘首轩昂的长安象征着杜甫早年的意气风发，低眉叹息的夔州诠释了他晚年的凄楚悲凉，是其命运遭际的隐喻；第二，杜甫以翘首之姿书写长安，低眉之态刻画夔州，本质上是他对昔日大唐盛世的留恋和对未来国家命运的思索。

以夔州观照长安，固然属于空间的对比，更体现着杜甫在时间上的考量。长安昂扬向上的城市形象，是早年杜甫形象的折射。杜甫曾在长安困守，也曾在长安煊赫。他以翘首的姿态建构出的长安形象，既充满着对长安的怜惜与向往，亦饱含对自我的悲悯的怀恋。长安因至高无上的地缘政治地位，对士大夫阶层具有天然、绝对的亲和力与向心力。考察杜甫的家族背景可知，杜家世代“奉儒守官”，远祖杜预是其自幼崇拜的偶像。所以杜甫执着地认为，唯有从政才能触及远祖的光芒，实现自我价值。诚然，以唐代社会背景观之，杜甫道出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心声，这几乎是一种先天的集体无意识。杜甫与长安的初次接触是在天宝五载(746)，35岁的他正值壮年，“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人生最意气风发的年华都奉献给了长安。“翘首”北望，也是对梦想与豪情的自我回味。如今受到战火摧残的长安，盛世气象一去不返，让杜甫心生怜悯的同时，也不由得类比自己。饱受命运折磨的杜甫，早已苦吟不出“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诗》)的豪情壮志，萦绕其身的满是“不必取长途”(《江汉》)的老骥伏枥之感。相比之下，凄惨的夔州形象无疑是晚年杜甫低眉姿态最深刻的表达。长安与夔州都被寄予了杜甫深厚的情感，它们是杜甫自我形象的分化，乃其一生命运轨迹的抽象隐喻。

夔州如逆旅，长安才是日思夜盼的理想家园。回到长安，结束漂泊流寓的生活成为杜甫晚年的夙愿。与长安的遇合是杜甫主动寻求的结果，与夔州的相逢则是被迫流浪的无奈。夔州老气横秋的城市形象象征着羁旅凄苦，这亦如晚年的杜甫。因而，万方多难之际，他回忆起曾经的长安生活。唯有长安曾让他昂首阔步，曾使他扬眉吐气。因而长安满面春风的城市形象，有着年轻、奋进、豪迈的内涵。

牧斋在《注秋兴八首》中情不自禁地把自己视作杜甫，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将《秋兴八首》之深意娓娓道来：“江楼之下，渔人之所游泛，燕子之所信宿，而我独朝夕与君淹留而不能去，不亦伤乎？又则信宿之渔人，彼皆聚庐讬处，以江楼为家者也。渔人有家，而我独无家乎？”[30]诚如海德格尔对“家园”的定义：“‘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31]事实上，杜甫家乡并非长安，而他却“每依北斗望京华”，以长安为家。其原因在于，长安是一国之都，杜甫翘首怀念的长安更是物华天宝的余音，那么长安其实扮演了杜甫“理想家园”的角色。显然，“回到长安”就不仅仅意味着回到地理空间上的长安家园，而是具有时间上更深刻的内涵：一方面怀恋昔日的山河无恙，另一方面憧憬未来的国之复兴。

四、结语

《秋兴八首》是杜甫在夔恋京的诉求适逢清冷秋景的主动感发。在“翘首”与“低眉”两种对立的书写姿态下所构建出的长安与夔州，成为杜甫早年与晚年形象的分化，同时也是国家命运的分野。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写下《往在》悲痛追忆安史叛军焚毁长安的场景：“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解瓦飞十里，繐帷纷曾空。”他惟愿“京都不再火，泾渭开愁容”。其实，山河无情，非为人存，杜甫移情泾渭，只是希望展开自己的愁容，不再低眉。可怜他“归号故松柏，老去苦飘蓬”，流落夔州，再难见到长安“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之景。“低眉夔州”与“翘首长安”两种书写姿态下建构起的夔州和长安，分别是杜甫情感矢锋的起点和终点。一方面，在夔州回忆长安盛世，是对早年壮志的回味，也是对长安的追怀与怜悯，这条路以过去为时间轴；另一方面，身老夔州渴望回到盛世长安，是其致君尧舜的执着理想，更是对国家复兴的憧憬与希冀，这条路以未来为时间轴。两条情感理路殊途同归。杜甫以翘首与低眉的不同书写姿态，凭借一己之力建构出对立的城市形象，目的不只是在于追忆，而是为国家的中兴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