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芳

上世纪70 年代末,跟全国一样,广东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彼时,贫穷、落魄的广东与毗邻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的刺激下,广东边境的农民外逃出港成为突出现象。
1977 年11 月,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广东省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个情节后来被认为是为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贫穷而生的强烈的改革开放的迫切愿望。1979 年2 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老家,那里的贫穷和破败令吴南生震惊。“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吴南生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找来香港商界的朋友们帮忙出主意,他们建议说,搞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区,这样最快,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吴南生马上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
回到广州后,广东省委立即开会研究此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吴南生说:“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 个地方搞。”习仲勋要求他们写一个报告,当年4月他到北京开会,当面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