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纳博科夫和妻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过着流亡生活。纳博科夫每天7点起来去做家教,所教科目包括英文、法文、网球和拳击。一天之中,为了赶去好几户人家,他在公交车间跳上跳下,在柏林城里穿梭。入夜,妻子薇拉将小儿子哄睡,他就会把一个旅行箱横放在浴盆上,通宵写作。比利时一家读书会请他去讲演,他说自己“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
给纳博科夫写传记的布莱恩·博伊德说他“有让自己快乐的天赋”,这时候就显露出来了。他把好不容易空出的时间用来带孩子,形容这件事“苦役和极乐交织”。他会给客人演示自己绞干尿布的技艺,说你要“如网球场上反手抽击一般优雅地扭動手腕”——这只是一个单薄的例子。
纳博科夫的短篇集中有个故事叫《一封从未抵达俄罗斯的信》,原稿的标题就叫“快乐”。小说的叙述者给自己8年前的恋人写信,除了难以自控地追念几笔往昔,大部分笔墨是在赞颂柏林的流亡生活。赞颂手法就是捕捉日常细节:雨夜里的汽车,纳博科夫说它是在“两根湿润的光柱上滚过”;一条年迈的大丹犬意兴阑珊地领着一个姑娘出来散步,街上空了,经过一盏深红色的宝石般的街灯,雨伞上独独一块紧绷的黑色潮湿地红了。还有,他说自己在夜里看到空电车哐当哐当驶过,总有种“哀伤的幸福”;他还喜欢看里面寂寥的售票员朝电车行驶的相反方向移动……
这种为琐细之事而惊叹的能力——不管危险如何紧迫,这些充满灵性的突然的离题之语,是人类意识的最高形式,正是在这种如孩童般的揣测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