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薛其龙 博士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红红火火欢乐年 余生旺(傈僳族) 农民画(丙烯) 31cm x 42cm 2019年

重唱往情调 余海青(傈僳族) 农民画(水粉) 42cm x 64cm 2019年

欢度新春 麻永春(傈僳族) 农民画(水粉) 46cm x 61cm 2019年
复制是傈僳族农民画家的重要艺术实践。傈僳族农民画是在政府力量作用下,对他地农民画“挪用”后向傈僳族区域的流变与再生,形成了以少数民族创作群体为主的美术类型。[1]在田野调查中,笔者诧异地看到傈僳族农民画家们毫无顾忌地拿出几幅相同的作品,从他们的表情、言语上看不出对复制品的忌讳,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当书画作品因历史原因而消失无考时,复制可使其存留,但正因如此,它总是被人对比,贬低其独立的价值。这一心理是对艺术品“原真性”及真假、优劣观的直接呈现,复制则变成了其对立面,如托马斯·克洛(Thomas Crow)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会通过拒绝除了最完备的基础要求以外的任何其他要求,来保护其作品免于复制和理性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通过操作可用的点滴来摧毁作品的内在逻辑”[2]。复制虽然一直存在且我们观念里一直不认同它,但拿这样的认知经验无法解释傈僳族农民画家的复制实践及观念。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傈僳族农民画家怎么看待这一问题?显然,关于复制有两套相反的认知体系,而笔者试图站在“他者”一方的视角回答或是替农民画家们转述他们的复制观念。
傈僳族农民画家的复制实践是不断地修正着作品,完善着创作技艺,进而形成更加“优质”的作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