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去

叶兆言

1. 上学了

1964年夏天，我已经7岁，就要上学了。此前的记忆一片模糊，像陈旧的黑白老影片，基本上别人怎么说，隐隐地便觉得好像有这样的镜头，有过这样的事。都是些不完整的碎片，断断续续，连不成故事。我属于那种比较迟钝的孩子，个子很小，人很瘦。祖父嫌父亲母亲不会照顾孩子，营养不良，把我接到北京去养了一阵。为这段经历父亲很得意，说在帝都这么长时间，也没见长个子，还是那么小，还是那么瘦。

记忆中，在北京睡过小沙发，把两张小沙发拼起来，结果就尿床了。这个印象非常模糊，多年后，堂姐笑着说起此事，说祖父单位有个医生会针灸，老人家去上班，把我带去，让那医生为我扎针，说是可以治尿床。这印象也完全是别人说了，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真正能记住的场景，是看见很多人在一本正经地做广播体操。那时候，祖父还在教育部上班，已经是个70岁的老人，小孩子印象中，是个很老的老头了。我看见很多人在做广播体操，一个个木偶似的，这很好玩。

记得在北京过年，伯母给压岁钱，还给了我一个漂亮的小铁盒子，里面装着很多糖果。下雪了，堂哥在四合院雪地上写字，用树棍写我的名字，我追出去，跟着他在地上乱画。也许是人小的缘故，觉得院子很大，雪很深，回廊很长，无聊的时候可以一圈圈地跑着玩。好像也燃放了爆竹，我胆子小，只是看别人放。有一台电子管的黑白电视，正对着吃饭桌子，机身很大，屏幕很小，很少打开，好像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看几眼。

从北京回南京，坐火车还要摆渡。有很多年，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人坐在火车上，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就渡过长江了。其实我对滚滚长江也没什么印象，感觉自己是看到了，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乱哄哄的，周围人都下车了，大约是怕小孩子乱跑，我被留在车厢里。已记不清是谁把我带回南京，甚至连我父母也想不起来，后来追问他们，他们也没有任何印象，反正朦朦胧胧去了北京，又朦朦胧胧回来了。

回南京是为了要上小学，我父母当时正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四清”。按照父亲的解释，这已经可以算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只不过是要先从基层干部开始。所谓“四清”，是“在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社会主义性质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教育运动”。父亲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与人之间关系，基本上是我批判你，你批判他，他又批判另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循环。谁都是批判者，谁又都是受害者。

因为父母都下乡“四清”，我由保姆照应。可是报考学校，却由邻居的一位老大爷领去。为什么会是他，会是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带我去，始终是个谜。我父母也想不明白，我们家的保姆很漂亮，据说还有一个相好是大学生，为什么不是她带我去报考。那时候也没什么学区概念，已经有好坏之分，想读哪一所小学，必须象征性地考一下。记得是问了几道算术题，问了几个方块字，便被录取了。在我们家附近有三所小学，从距离远近看，我读的那所小学居中，以现在的流行说法，属于南京最好小学之一，周边房子一定可以卖大价钱。

那所小学叫游府西街小学，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我读书时，正式名字叫“白下区第一中心小学”，一所五年制实验小学，其他小学都要读六年，这所学校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占一年便宜。我所居住的家属大院，许多孩子年龄相仿，与我同校同级的一个也没有，天天上学放学都一个人，感觉上很孤独。路面有树，一边走，每遇到一棵树，就用手去拍打一下。当时马路上不要说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看见，小孩子上学都是自己去自己回，谁要是有人接送，绝对会让同学笑掉大牙。像我这样在家靠保姆照应的小孩，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你们家有保姆，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

小学一、二年级学过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父亲和母亲各忙各的，父亲总是在写英雄人物，他是一名编剧，总是在不停地塑造“高、大、全”英雄。母亲是剧团的头牌花旦，总是在不停地扮演英雄人物，那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一号。他们很少有心思过问我，那是暴风雨开始前的一种平静，火山即将爆发，我的父母内心深处都非常紧张。父亲是右派，写剧本是戴罪立功，对就要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已有预感。母亲出身贫苦，时时被提醒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要斗私批修，要不断革命，她的紧张是一种困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才对，才跟得上形势。

到處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成了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接待处，我们不得不到另外一所叫“群立小学”的学校去上课。两个学校的学生同时上学，安排不了，只好错开来，都只上半天课。大家觉得很新鲜，换了一个新地方，一切都觉得新奇。过了一阵，大串联的热闹结束，我们又回到自己学校，就跟遭过洗劫一样，四处狼藉，门窗损坏了许多，电灯线都给剪了，说是红卫兵没钱，把电线剪了，剥出里面的铜芯，再拿去收购站卖钱。

父亲和母亲很快也出现问题，我们家也被抄了，他们双双进了“牛棚”。保姆走了，我寄居在那个当初领去报考小学的邻居老大爷家里。少年不识愁滋味，在有些文章中，我夸大了父母被批判带来的苦恼，那年头，挨批斗的人很多，一轮接着一轮，有很多狗崽子，今天还在嘲笑别人，很可能明天别人就嘲笑你。因此大家都很朦胧，有时确实会有些歧视，但是也就那样。很多事情仿佛注定，同学中天生有厉害的和没用的，厉害的就算是父母被打倒，他照样敢欺负那些没用的同学。我从来都是属于没用的学生，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下定是非，厉害的同学在学校里仍然可以嚣张，照样是想打谁打谁，父母有问题没什么太大关系，共产党不搞唯成分论，只要肯划清界限，谁都可以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人人胸口都别着毛主席像章，人人头上都戴着一顶绿军帽。有一段时期，流行抢像章和军帽，在商场或者街头游荡，突然会有个人蹿上来，在你胸口使劲一抓，抢了就抱。有人专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现在想起来，不排除是趁机吃豆腐。抢主席像章算不上什么犯罪，真被人逮住了，可以说自己是因为热爱毛主席才这么做。有一天在中央商场，就在我们眼前，一位女孩子的像章被抢了，是一个与她差不多的男孩，应该是个初中生，动作很快，一下子没捞到，紧接着又是一下，很粗鲁地一把抓住，得手以后，一溜烟地消失了。女学生迟疑了一会儿，显然被抓得很疼，也有些害羞，站在那儿痛哭起来。

我们吸取教训，自以为是地将毛主席像章反过来别，别在衣服里面，要给别人看，就将衣扣解开，掀起一角，有些像地下党对暗号，动作很神秘，也很夸张。当年有一顶真的军帽，有一枚漂亮或特殊点的毛主席像章，绝对是很露脸，很有面子。我们家属大院一个小孩，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個碗口那么大的像章，用一根细绳子拴住，挂在脖子上。许多孩子一起玩弹子，也就是那种在地上弹着玩的小玻璃球。金光灿烂的大像章晃来晃去，特别碍事，轮到他弹玻璃球，非得用另一个手捧着才行。我就小声嘀咕了一句，说你骚包什么呀，戴这么一个大东西怎么玩。他立刻翻脸，很惊恐地说：

“你你他妈反动，反动，说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章是骚包，说毛主席像章是东西！”

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的恐慌，不仅是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不约而同都有些紧张，这确实太反动。当然，过了一小会儿，只是过了一小会儿，就跟没发生过一样，我们又若无其事地玩起来。

2. 在金童桥小学

1968年的春节后，我开始去镇上上小学。究竟有多少里路，不清楚，反正单程要走四五十分钟。还是读四年级，作为插班生，又一次面对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老师是新来的复员军人，很敬业，嗓门很大。有一次写作文，解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诗词《送瘟神》，具体内容忘了，我逮着题目胡乱发挥，说了许多大而无当的好话，联想比较丰富，用词尽量夸张。结果老师给了一个105分，满分是100分，另外5分算是奖励，并在课堂上隆重表扬。我后来成了作家，这5分功不可没。

印象中，最怕遇到下雨天，乡间土路难走，深一脚，浅一脚，湿乎乎的泥土常把鞋给粘住。索性赤脚走路还好，那时候，一年中有半年可以赤脚，乡下孩子都这样，赤脚走路，快到目的地，在河边洗洗，再把鞋子穿上。我很快习惯赤脚走路，可是天冷了不行，尤其到冬天，天寒地冻。真正冻住了，也好走路，江南泥路可恶，一会儿冻，一会儿不冻。上学时冻了，虽然有些滑，路还好走，放学时解冻，当地人叫“开烊”，那时候土路走起来，仿佛玩杂耍。好在小孩子学习能力永远最强，跟习惯赤脚走路一样，跌了无数跟斗，摔了很多跤，终于适应乡间的泥路。

最不痛快的还是遭遇歧视，在农村两年多，父母没往乡下寄过一分钱。我似乎完全被人遗忘，不管有什么样原因，在贫穷落后的乡村，平白无故多张嘴吃饭，怎么也算是一件事。久病无孝子，久客无好脸，舅舅和舅妈对我还说得过去，外婆的不满一直写在脸上。在她看来，这个孩子毕竟不是孙子，外孙总是外孙。何况这外孙又是领养的，跟她没任何血缘关系，亲情亲情，不是亲，自然也就没有情。外婆的不满在情理之中，宗族社会已解体，这村子都一个姓，宗族观念还在。我是被领养的消息已不胫而走，大人们在背后议论，小孩子便有些肆无忌惮，“野，野”地不绝口。欺生，排外，歧视，这些情绪往往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我的被欺负也就变得十分平常。

当地很喜欢用“”这个字眼，男男女女无论骂人，或是表示亲热，都喜欢说“那泡”。小孩子不知道这“”是什么，“文革”中关于性的禁忌太多，在11岁前我对男女之事基本上没开窍，只知道有别，男孩应该上男厕所，女孩应该上女厕所。到了乡下，没有公共厕所，男人都去露天的功能茅坑。江南雨水多，茅坑里水汪汪，屙屎害怕脏水沾上来，必须先拔一把青草扔下去。隐约地知道“”不会是个好词，到了乡间，看见猫和狗做苟且之事，似懂非懂地听小伙伴议论“猫逼一把火，狗逼一把锁”，议论张家长李家短，议论隔壁老王，突然明白男女间也会有些不好的事情。

镇上那个小学叫金童桥小学，感谢百度，上网搜索，发现它还是一所百年老校，有许多不错的传说和故事。回忆有时候需要一些帮助，历史上的很多美好，也是在网上看了以后，才第一次听到。金童桥是江阴东门外第一古镇，建桥历史竟然可以追溯到唐朝，因此有“紫气东来第一桥”之说。当地人不讲什么“镇”，好像也没有“镇”的概念，只讲“街”，去镇上购物，都叫“上街”，或者是“到街上去”。俗话说，活在街上，死在山上。活着住街上，死后埋山上，人生如此，就算是很幸运了。那时候县城都小，金童桥自然更小，沿河细细长长的一段街，？很快走完。有一些店铺，一个小小的百货店，几家小馆子。别人的回忆文章上写着，街上有一家很好的牛杂店，对我却是一点印象也没有，更不要说进去品尝。

我对上课也没印象，所有功课都太容易，好像也没什么考试。印象深刻的只是，上学途中必定要经过好多个坟堆，就是那些平地上拱起的土馒头。我是个胆小的孩子，有同伴一起走还好，独自一人，每次经过都有点惊慌。同样道理，外婆家竖在那儿的一口空棺材，让人感到心惊肉跳。对于乡下长大的孩子来说，这是给老人送终的“寿器”，见多不怪，自小就习惯。我到了乡间才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总觉得里面站着一个人，随时会推开棺材板走出来。恐惧让男孩子感到羞愧，因为羞愧，你并不愿意把它说出来，也不会跟别人说。然而一口空棺材是个很具体的存在，你几乎天天都要面对，只要睁开眼睛，它很可能就出现在你面前。因此在江阴农村的两年多，我可以说是非常不快乐，心灵深处总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所占据。

金童桥小学突然要准备成立红小兵，这让人觉得很奇怪，事实上，我在南京时，就参加过“红小兵”这样的组织。中学生叫“红卫兵”，小学生岁数太小，保卫不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叫红小兵。虽然还是孩子，有个程序必定要进行，要填写家庭成分。江南农村有个特点，早在民国年间，有钱人都跑到城里去了，有能耐肯吃苦的也开始到城里去谋生，这情形与今天非常相似，留守在乡村的都是贫下中农。对我那些同班同学来说，填写家庭成分根本不是问题，清一色的贫下中农，搁在我身上，还真是个事。

我的父母有一堆罪名，填上任何一个都可以吓人一跳。于是玩起了小聪明，记得毛主席语录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说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农民是小资产阶级，便在“成分”这一栏填上了“小资产阶级”。没想到这一下热闹起来，大家好像都是第一次听说，都吓了一大跳，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我们都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你们家居然是小资产阶级，没人去深究什么是小资产阶级，都觉得这事很严重，很有些反动。

在1968年春夏之际，城市里的“文革”早已进入新历史阶段，我所在的这个金童桥小学，好像才刚刚开始。阶级斗争的这根弦突然就绷紧了，同学们很自然地由小资产阶级，联想到资产阶级，联想到万恶的资本主义，联想到帝国主义。联想到了阶级敌人，一个个目瞪口呆，一个个非常愤怒。乡间的“文革”雖然来得略有点晚，观念滞后，但是真玩起来，一样风风火火，说来就来。

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好在风波很快过去，小学生的事，再热闹也是一阵风，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毕竟是在乡间，全国人民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这些带有“文革”特点的仪式，相对而言，多多少少都会打折扣。印象中，最认真的也就是扎“忠”字牌楼，那几年，乡村建设几乎停止，没见到一家人盖过新房。这个巨大的“忠”字牌楼，最后怎么就在村口竖立起来，我现在已经完全模糊，只记得很多孩子都参与了，缺什么，需要什么，立刻屁颠颠去跑腿。能允许我们做下手已经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乡间还是有些很能干的青年人，无师自通地画了大幅的毛主席像，现在想想，仍然觉得神奇。

忘不了在金童桥小学参加的几次集体活动，一是党的九大召开，去公社的所在地山观参加庆祝大会。人山人海，我们队伍被挤散了，一开始，大家还是你找我，我找你，希望能够保持队形，很快只能各顾各，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三五成群，奋不顾身地往最热闹的地方赶，像一条鱼似的在人群中钻过来，钻过去。除了人挤人，我什么也没看见，甚至连主会场也没找到。那天的情形就仿佛最热闹的庙会，四面八方村民潮水一样涌过来，人实在太多了。庆祝大会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不重要，不仅对我们这些小学生不重要，对纷纷拥来的村民也不重要。

还有一次是去江阴县城参加运动会，为什么要去，究竟什么性质什么级别的运动会，始终没搞明白。反正学校组织，排着队去，到体育场队伍自然解散，没有人看比赛。乡下人进城无非图个热闹，那一天，村上几个年轻人也去了，我们很快与这些年轻人聚合在一起，他们带着我们玩，他们去哪儿，我们也跟着去哪儿。有个年轻人要去看望他的老师，于是便一起去了县中学宿舍。到老师家，年轻人向老师着重介绍，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老师很好奇地打量我，上上下下，足足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问了我一句话。这句话的内容已经完全忘记，我当时注意力全在老师的孙子身上，那孩子三四岁，穿着毛衣毛裤，没有加罩衫罩裤。这身打扮在后来很平常，当年却非常让人震撼，因为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毛衣毛裤还是昂贵的，不用外衣直接裸穿，实在太奢侈，太洋气。

这也说明在江阴农村待了两年，我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孩子。我学会用乡下人的目光去观察，不应该是学会，应该说已经拥有了一双乡下人的眼睛，我正在用这双眼睛观察世界。

3. 要准备打仗

1969年夏天，外婆带我去南京参加小姨的婚礼。两年多乡村生活，城市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陌生。父亲母亲也变得陌生，过去的这些日子，我们之间没有一点联系，他们基本上把我给忘了。“文化大革命”总是在闹革命，家庭之间的亲情好像已不重要，本来打算婚礼结束，再一次把我送到乡下去，可是大约也看出儿子的几分不愿意，就把我留了下来。他们没问在乡下是否受到什么委屈，既然不多问，我也无话可说，所有的不痛快都搁心里。

那时候，父亲母亲还没有被解放，还属于阶级敌人。“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可以有很多解释，基本的意思都是用来关押“坏人”，怎么关押，却有细微的不同。最典型的是隔离审查，抓起来，派人看管，完全失去自由。更常见的是一种假释，就是你头上的帽子依然戴着，你还没有被解放，还不属于人民群众，还是敌我矛盾，可以回家，相当于监视居住，每周必须老老实实写一次思想汇报，交代自己罪行，我父母就属于这种情况。

家里原有的住房腾出一半来，让别人居住，年轻人要结婚，要生孩子。又回到原来的小学，还是原来的那个班，按年级应该升入初一，我在乡下莫名其妙留了一级，回来等于又稀里糊涂跳一级。明明是上初一，我们那个班还留在原来的小学，当时说法叫“戴帽子”。同学们看见一个失踪两年的人又冒了出来，都觉得奇怪，更奇怪的是此人个子一点都没长，还是两年前那么高。上学第一天，大家把班上当年最矮的那位同学“大个”押到我面前，跟我比了比身高，然后大声宣布，以后“大个”这绰号应该让给我了。

个子矮的同学也被称为“僵公”，直到快上高中，我才开始蹿个子。开学后，第一件重要的大事，是准备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的游行。我们学校要组成一个方队，我因为个子太矮，差一点被淘汰。连续很多天，天天都在排练，大家都穿黄军装，腰间束皮带，肩扛红缨枪。红缨枪是自制，找一根差不多的竹竿，难题是把枪头和红缨固定住。时间隔得太久远，我已经记不清如何解决的，反正各显神通。印象最深的是不知从哪儿找到一罐银漆，将木制的枪头漆了，银光闪闪，很威风。

国庆游行就是大阅兵，最出风头的应该是解放军，列队从鼓楼广场上经过，接受许世友将军的检阅。许世友当时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当地党政军的一号人物。我们半夜就集合了，天不亮出发，在离鼓楼广场好几站路的大行宫列队等候。磨磨蹭蹭，队伍终于开始蠕动，快到鼓楼广场，口号声震天动地。接近检阅台，都把脑袋转过去，我们看见了许将军，举手向我们敬礼，我们便齐声高呼：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

那时候真的很激动，关于这个许世友，在乡间曾听过许多传说，说他枪法很准，打枪都不用看人，好几个刺客就这么被他击毙。作为孩子，我们坚决相信这些传说都是真的，相信他是位常胜将军，是弹无虚发的神枪手，美帝和苏修肯定不是他的对手。然而亲眼见过许将军以后，多少有些失望，他在外形上，与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相距甚远。

1969年秋天，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当时有个“一号命令”，谁也弄不清楚什么意思，只知道是林副主席发布的。要准备打仗成了主旋律，我们跟着大人一起挖防空洞，学校里挖，居委会也挖，是空地方就挖地三尺。南京这地方挖不了多深会冒出水来，防空洞还没建好，先变成了水沟。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最幸运的是不用认真上课，没有中考，没有高考，更没有什么重点学校、学区房。挖防空洞是一种游戏，挺好玩，我们在小学里“戴帽子”读中学，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哥哥大姐姐，防空洞很快挖好，在学校的东北角，非常潦草，不太深，究竟是怎么一个构造，也记不清楚，能记住的就是很小，还挤不下一个班。隔着时间长河，很多记忆都模糊了，我甚至都记不清到底有没有参与挖这个防空洞，好像参加了，又好像没有参加，反正挖好后，几乎立刻就不让进去玩。

我们大院也在挖防空洞，整个城市都在搞疏散，也就是轰轰烈烈的下放运动。或许还是因为年龄太小，始终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身边人都在下放，当时并不觉得是什么坏事，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四个玩得好的小兄弟必须拆散，其中有两个同学家轮到了下放。都有些依依不舍，结果临行前，先去雨花台陵园拜谒革命烈士，然后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四个人满脸稚气，都是军人打扮，戴着假军帽，穿着假军装，那时候，所有男孩都这身打扮。

父亲的好朋友方之叔叔家也要下放了，对于这件事，父亲很眼红，因为下放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轮到的。当时流行先解放，再戴着光荣花下放，也就是先解决了敌我矛盾，恢复你的人民群众身份，然后再敲锣打鼓送你光荣下乡。父亲买了针灸针和酒精棉，买了《赤脚医生手册》，还买了很多固体酱油。结果也没有轮上，很多工人下放了，很多市民下放了，很多像方之那样的知识分子下放了，父亲感到非常沮丧。

下放没轮到，轮到的是去五七干校劳动。跟父母亲团聚没有多少日子，我们又一次被分开。他们带着“戴罪”之身去了干校，一切都还是和过去一样，还是敌我矛盾，还是阶级敌人，还得每周老老实实写认罪书。我被寄养在邻居老大爷家，与寄人篱下在江阴乡下相比，待遇要好许多，因为这种寄养是要贴生活费，有钱就好办，邻居老大爷经济困难，我的生活费对他是一种很好的贴补，他觉得这样挺划得来。

要准备打仗的气氛似乎很浓，也只是嘴上说说，孩子们一点也感觉不到害怕。黑板报上写着要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告诉大家如何面对原子弹爆炸，如何防范核辐射。刚开始还有人看，很快就麻木了，我们完全没意识到很多人已离开了城市，照样玩，照样做游戏。防空洞仍然在没完没了地挖，还在不断地改造升级，一些刚挖好的防空洞都已经坍塌了。印象中的挖防空洞，更像是一种仪式，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姿态，没有任何实战意义。起码我就没见到用什么钢筋水泥，更多的是用木板，是用芦席，不要说是坚固，连最起码的牢靠都谈不上。很多防空洞的上方，人不可以站上面，多站几个孩子便会出危险。

有一天放学，父亲突然出现在学校门口，样子很滑稽，脚上一双破军用球鞋，浑身都是泥土，脸上晒得黑黑的。同学们忍不住要讥笑他，说你爸怎么像个“二哥哥”，“二哥哥”是农民的特指，因为工人是老大哥。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第一次到学校来，也是唯一一次，我读书的年代，家长会很少，父母好像从来没为儿子的事去过学校。父亲告诉我，我们大院的防空洞急需劳力，他便从干校被抽调回来。回来后，发现没地方吃饭，便到学校来找我，然后一起去邻居老大爷家蹭饭吃。

父亲胃口很好，很像个农民“二哥哥”，也不太知道客气。邻居老大爷顿时不高兴，嫌他吃得太多，说以后必须自行解决吃饭问题。“文化大革命”把父亲那样标准的书呆子改造成货真价实的劳动人民，他成了强劳力，没去干校前，是单位的垃圾清运工，每天送满满一板车垃圾去郊区垃圾站。我陪他去过好多次，上桥时在后面帮着推车。父亲为他的好胃口感到难堪，自己不会做饭，也没时间做，接下来几天不知道怎么混的。反正几天后，发现邻近的一家工厂食堂可以搭伙，便把我一起带去吃食堂。

第一次在食堂吃饭印象非常深，父亲买了好几样菜，看着这些菜叹气，说仔细算过一笔账，父子两人吃食堂，比给邻居老大爷的生活费还便宜，既然这样，还不如一起吃食堂。于是对邻居老大爷说，儿子以后不再跟他过了。老大爷很失望，知道父亲在为上次吃多了的事赌气。其实老大爷挺厚道，对我一直还不错，可能恰恰是因为厚道，父亲作为一个阶级敌人，作为一个被打倒的对象，才敢对他说“不”。

从此以后，父子俩生活在一起，天天吃食堂，食堂的菜真是很便宜。自“文革”开始，这是很难得的一段亲情记忆，可惜时间不长久，要准备打仗的气氛说没就没了，防空洞挖着挖着，不了了之，“一号命令”无疾而终，父亲再次接到调令，又要去干校劳动改造。

4. 1970年3月28日

1970年3月28日星期六，这一天下午，本来不用去学校，我们的班主任突然决定，让同学们下午还是到学校去一趟。这个决定让班主任后悔不已，对于我来说，却是人生中最糟糕最黑暗的一天，我们去了学校，因为不上课，到学校也没事干，大家都在操场上玩。男生的玩无非模仿打仗，我们接受这样的教育实在太多了，地上随手捡起石块，扔过来，扔过去，嘴里喊着冲杀的口号。

一块小石头砸中了我的左眼，我捂着眼睛坐在了地上。一开始，大家并没觉得有多严重，接下来发现有些不对劲。一位工宣员正好路过，喊了一辆三轮车，赶紧把我送往鼓楼医院。到了医院，这样那样，便上了手术台。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已到了手术台上，还听见医生在商量，在争论，然后就是做手术，一边做，一边讨论。

接下来两天，双眼都被蒙住了，躺病床上。这时候，父母都在干校，我没有重新和邻居老大爷一起生活，而是寄养在另一家邻居阿姨家。出了这样的事，负责照顾我的邻居阿姨很是着急，学校也通知了父母单位留守在南京的造反派领导，由他们打电话去干校。那时候通信很不方便，七转八转，接通了干校，已经变成我把别人的眼睛打瞎了。造反派把我父母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甚至用到了阶级报复和存心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词。

父亲匆匆往南京赶，准备来处理这件伤害事件，到了南京后，才知道受伤的是自己孩子，立刻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他所担心的事情都不存在，于是匆匆到医院看了一眼，便又回干校。具体细节也记不太清楚，反正他回干校，将母亲换来照顾我。两天以后，第一次换药，打开纱布，用电筒照了照，一位有经验的女医生连声叹气，嘀咕了一句什么，就到一旁商量去了。商量的結果，再次上手术台，由这位医生亲自主刀，再缝合两针。

后来才知道，第一次缝合手术没做好。当时医院里也闹革命、搞运动，专家和好医生都靠边站，医护工的界限完全模糊，给我做手术的人根本没什么资质。一般人印象中，到了医院，穿上白大褂就是医生，当时情况就这样，护士认为自己也有两只手，动不动也敢上手术台。这大约是为了实战需要，反正我再一次躺在手术台上，是那位有经验的女医生在主刀，一边做，一边解释为什么那样不对，为什么这样更好。时也，势也，命也，运也，今天重新回想，大约也只能含恨含冤，怀疑是一次医疗事故，反正病人到医院，交给医生，以后的事都身不由己，不得不听天由命。

母亲从干校赶往医院前，造反派头目再次训话，说你到了南京，不许乱说乱动，不许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与父亲一样，母亲事实上也是在心里感到庆幸，庆幸只是自家人受到了伤害，不是我们伤害了别人。往者不可谏，这件事从头至尾，没有过一分钱赔偿，发生也就发生了，既是一件事，又不是一件事。母亲在医院里只陪了很短时间，一周多一些，当时两个眼睛都被蒙着，必须有人照顾，很快变成捂一只眼睛，我已能照顾自己，母亲就又返回干校。

当时还不太明白，自己一只眼睛就这么瞎了，就这么永远看不见了。医生打开纱布，用电筒在眼前晃，问能不能看见。回答说能，于是病历上写了两个字“光感”。再用手指在你眼前晃动，似乎又有一些感觉，进一步伸出手指让数数，这个已经分辨不清。我毕竟还是个13岁的孩子，还有一只眼睛能看见，也不太明白后果有多严重，仍然可以无忧无虑。那一阵子，正是深挖“五一六”最激烈的阶段，天天都有人割喉自杀。鼓楼医院的眼科与五官科是同一个大病房，一个病房里住着五六十号人。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那样的大病房，一张床挨着一张床，这情景只能在电影上看见。

有一天夜里，接连送来了三位割喉的病人，那天值班的是一位漂亮女医生，她正好是五官科医生，在我们这个大病房，眼科医生和五官科医生轮流值大夜班。大家都叫她“勇奇”医生，究竟哪两个字不清楚，我能记住，因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个人物叫李勇奇。一晚上忙下来，年轻女医生接近了虚脱，然而必须等查完病，与白班医生交接后才能离开。正式查房前，我听见她在和其他医生护士说笑，说自己累得实在吃不消，说这些人真笨，要死也不是这个死法，光割喉管有什么用，死又死不了，这么一刀下去，以后活着也难受。听病房里病人议论，说割喉的愈后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

话题还是回到受伤的眼睛上，伤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不可能在医院里一直住下去。出院以后怎么办呢，这时候想到了去北京，祖父来信，让我赶快过去。北京家中，伯父的四个小孩全都上山下乡，伯父在河南干校，一个不小的四合院，就住着祖父、大伯母、大嫂，还有5岁的侄女儿。大伯母带着我继续去同仁医院治疗，当时改名叫“工农兵”医院，医院改名是“文革”中的时髦，北京的协和医院和南京的鼓楼医院，都改名叫“反帝医院”。手术后的治疗已没什么太大意义，为防止交叉感染，要往眼球上打针，很疼，很难受，刚打完，天旋地转，人蹲在地上半天不肯起来。

与南京一样，首都要准备打仗的气氛也淡了许多，北京城基本上空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姑姑也成了孤家寡人，姑父被关押，表姐在哈尔滨，住在木樨地那边，当时觉得很远。她喜欢摄影，有一架双镜头相机，带我去天安门照相，那年头，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留影，几乎是必须的。到了5月20日，祖父带我去动物园，对于这件事，我已没有什么印象。后来出版的祖父年谱，引用了一段写于21日给伯父的信：

昨天与兆言游动物园，园中几十大盆石榴方盛开，鲜红照眼，白孔雀翠绿孔雀都开屏，久不放下，至可赏玩。西部一个猴栏里全部猴子同时叫，前所未闻，果然如《水经注》所说的“属引凄异”。

很显然，我这个刚刚读初一的孩子，对盛开的石榴、对白孔雀翠绿孔雀、对猴子的属引凄异，没有一点点感觉。印象最深的是大喇叭在广播，到处都是它铿锵有力的声音，就在那一天，？ 1970年5月20日，各界群众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表的“五二○声明”。那一天，毛主席又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站在他身边的还有林彪和周恩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有些词一遍遍往耳朵里灌，想不记住都不行，它们成了我们日后作文中的金句，动不动会冒出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

在北京待了好几个月，我的一只眼睛再也看不见。过去别人夸你，总喜欢说好漂亮的一双眼睛。少年不识愁滋味，看不见就看不见吧，？1977年恢复高考，本来准备考理工科，到了报名，才知道体检不过关，于是改考文科。初审通过参加复试，最终被淘汰。接着考，考上了，因为考上中文系，跟在同学后面一起写小说，因为写小说，最后成了作家。换句话说，1970年3月28日那场灾难，为某个人日后成为一名作家埋下了伏笔。

5. 学工往事

我恐怕可以算个有工匠精神的人，在作家中间，说起动手能力，一直很自恋。和太太结婚，岳母大人总觉得女儿嫁给了一个书呆子，以后日常生活上要吃苦受罪。后来突然发现，这傻小子什么活都干，修电路，修抽水马桶，完全属于工人阶级。举例来说，乡间房子新买了一台洗碗机，坚硬的花岗岩台面，要开个能让水管通过的小孔，请工人加工，花钱不算什么，关键要听一堆废话，这个不行，那个不可能。怎么接人去，怎么送人走，打坏了台板还不赔偿。最后我就发火了，好吧，你狠，不求你，我自己来。

于是在网上买了电钻，买了钻头。感谢网络，现如今有淘宝，花点钱，什么都能买到。家用电钻早就想买，干脆买个德国原装，以后凡事不求人。钻头是国产的，很便宜，十几块钱。很容易都搞定。我女婿学工科出身，后来转行学金融，对这事很佩服，尤其是钻孔冷却那一环，花岗岩台板上用胶带现做一个引水槽，一边钻孔，一边浇水降温，挺难的一件事，变得十分轻松，干得不仅像回事，还真有些优雅。

很多事，就是會者不难，难者不会。如果一直“文化大革命”，我无疑会成为一名非常好的钳工。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自己的规矩，都有自己的门道。读中学时，除了当兵，以后能当上工人就是最好的选择。有一段日子，数学语文还叫数学语文，物理化学已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现在说起来跟天方夜谭似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真要当一个好工人，学不学好数理化，也就那么回事。工匠精神很简单，认真，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偷懒，老老实实就行。知识日积月累，经验重要，工具更重要，过去有句行话：任凭什么手艺，有个100天都行，没工具什么都白搭。

我们学校里有个校办工厂，有一台小高炉，炼铁还是炼钢，没搞明白。我们并没有轮到在校办工厂学工，只是去看过几次热闹。在那儿学工的是高年级同学，看着有些惊险，戴着柳藤帽，戴着墨镜，戴着帆布的护袖和手套。现在想想都觉得危险，基本上就应该是1958年大炼钢铁的小高炉，红红的铁水出炉了，有一位工人师傅在指挥，像前线指挥打仗一样，十分庄严。那年头，中学上学，学工和学农都是必要的，校办工厂好像也是必要的。

除了炼钢铁的小高炉，还有一个糊纸盒子的小车间，这地方我们去干过活，干什么活记不清了，反正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糊纸盒子，同学们分工不同，干什么都觉得没意思，都觉得别人干的工作更好玩。学工意味着有段时间不上课，对于孩子们来说，不上课也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化大革命”把这句话给彻底颠覆了。老实说，糊纸盒子一点意思都没有，可是我们宁愿糊纸盒子玩，也不想上课，上课更没意思。什么工业基础知识，什么农业基础知识，都见鬼去吧。

有点意思的是去真正的工厂学工，印象中有两家：一是万里皮鞋厂，这个厂离我们学校不远，选择它大约也是图方便。具体时间记不清，是一周还是两周，或者更长。反正能记住的就是同学们被打散了，分到不同的小组，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分配到的活，在鞋底中央加一块10厘米长的钢条，一块一块放好了，交给老师傅，看着老师傅涂一些胶水，钉上鞋钉。老师傅和现在街头看到的修鞋师傅，也没什么两样，喜欢把鞋钉放在嘴里，釘一个，拿一个，样子很潇洒。当时只是奇怪，为什么要抓一把小钉子搁嘴里，因为搁了钉子，话也不能说，对或者不对，只能跟你打手势。

为什么要在鞋底放一块钢板，很长时间里一直困惑着我。如果现在你穿着这样一双鞋，在机场过安检一定会有问题。看到电影上日本鬼子穿的大皮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皮鞋底上一定也有块钢板。南京人称之为“翻毛大皮鞋”，穿着这种皮鞋踹人一定很厉害，记得当时我们在一起议论，为什么中国人和小日本干仗，喜欢打游击，原因也很简单，中国人穿布鞋和草鞋，正面对打，穿皮鞋的一脚踹过去，我们肯定会受不了，所以只能打游击。

那时候我们都玩弹弓，在皮鞋厂学工，大家发现了铆钉和牛皮。有了这两样东西，弹弓的质量立刻就有了飞跃。因此这次学工真有什么收获，印象中也就这个。其他都没意思，老师傅嘴里含着钉子，也不跟你说句话，实在无聊透了。学工只是我们这些孩子觉得可能很好玩，事实上，当然一点也不好玩。要看各人的运气，我所跟的那位老师傅，根本不欢迎我们，我想试试能不能敲几粒钉子，他居然白了我一眼。改革开放以后，10年以后，我开始学写小说，写到右派什么的，就想到这个人的形象，感觉他就像，一肚子委屈，一肚子对社会的不满。

还有一次学工是在一家锁厂，这次距离远，时间也要长一些，已经是读高中，留下的印象更糟糕。与上次相似，事前有些期待，等到真正面对，又发现一点都不好玩。所谓学工，就是到工厂里去做小工，“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很有那么一些今日的中产阶级，有社会地位，经济谈不上好，与农民相比，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相比，多少还是有优越感的。优越感是幸福的基础，我上小学中学，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有点空洞，大多数时候还是当官的说了算，但是要说工人最能感受到优越和幸福，则货真价实。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被分配到一位中年妇女旁边，看她干活，后来自己真当了工人，才知道她操作的是冲床。大约是有危险，怕伤着手，她只让我们在一边看，让帮着递递料，不让我们真正靠近冲床。

因此这次在锁厂的学工，坦白说，什么也学不到，什么也学不会。学工就是一种形式，那个年代里的必修课。好在这位师傅通情达理，知道我们贪玩，只要向她请假，总是立刻答应，说你们去玩吧。经常有不同的男人过来骚扰，我们虽然是孩子，心灵非常纯洁，很多事似懂非懂，也知道这么做，多少有点耍流氓。女工师傅好像也不太在乎，只不过是当着我们的面，不好意思。

毫无疑问，学工的本意并不坏，让孩子们掌握一些动手能力，肯定是件好事。怎么才能有效，这是最关键的，就个人经验而言，形式上的到工厂去做小工，真没什么意义，完全是浪费时间。我的动手能力与学校的学工没一点关系，那时候中国只有一家书店，叫新华书店，我与同学买了一本书，名字就叫《怎样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一本很薄很浅的书，叫中学生如何制作收音机，从最简单的矿石机开始。为什么要这么干，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学校里肯定没有提倡，也许是我的同学受了他哥哥的影响，我呢，又受了同学的影响，弄明白矿石机是怎么回事以后，就开始制作单管机，然后就是二管机、三管机，直到六管机。在当时弄这个并不容易，大家都没什么钱，零件很贵，没有电烙铁，没有万能用表，什么东西都要借。因此要玩半导体收音机，在一开始首先是制作工具，譬如制作电烙铁，买个大电阻，在中间接上插上一铜棒，凑合着也就能用。最神奇的是自制耳机，用一个塑料的清凉油盒子，挖个小洞，用钢笔的笔管小头，绕上细铜丝，耳机就做成功了。

我的动手能力强，不是因为学校的形式主义学工，也不是因为高中毕业当了钳工，事实上，最主要还是自学安装半导体收音机。很多事都是一通百通，北京的堂哥也玩过这个，他下乡当了知青，把所有半导体零件都给我了。表姐夫是哈军工的毕业生，他送了一个万能表和电烙铁，有了这些，真是如虎添翼，似乎想干什么就可以尝试干什么。高中时期，南京新街口有个摊贩市场，在那里你可以通过交换，换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元件。除了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我又迷上摄影，开始自己制作印相机、放大机、上光机、闪光灯。当时并没有工匠精神这个词，我经常陶醉在别人对我的表扬中。自己动手做这做那，你便成了一个与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孩子，别人的夸奖，让我的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

因此回忆过去，没必要让小孩子像我们当年那样，形式主义地去工厂学工。那样什么也学不到，白白浪费时间。然而让孩子凭着自己兴趣，去制作一些什么，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现在的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太多，提高动手能力，培养工匠精神，说到底，就应该从小孩子开始。

6. 学农往事

和枯燥的学工相比，学农要有趣得多。学工跟上学一样，无非把上学和放学，改成上班和下班。刚开始还觉得新鲜，很快索然无味。在皮鞋厂也好，在锁厂也好，老实说同学们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只是为工人师傅打下手，危险的活计不会让我们做，有点技术的工作也不会让我们做。印象中能让人回味的，只是下午发冷饮，这是当时的高温福利，只要气温达到多少摄氏度，每人会发一块雪糕。

学农真的是有趣得多，到了乡下，要过集体生活，对孩子们来说，没什么比突如其来的群居更好玩。打地铺，借宿在农民家，客堂铺上厚厚一层稻草，再铺上各自带的被单。那年头，一些同学家经济条件不好，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合睡一张小床，合盖一条被子，匀不出来垫的或盖的，便和同学合睡。反正是大通铺，凑合着也没什么。当然，也有同学不愿意，不好意思说出来，就找借口不参加。

老师会做工作，找同学谈话，把问题搞定，把矛盾解决。记得第一次学农是在南京八卦洲，初中一年级，大家背着背包，兴高采烈地去参加秋收秋种。我刚从乡下归来，对农村的种种景象，毫无新奇之感。在过江的渡轮上，有同学看见了江豚，惊呼起来，我个子矮，在甲板上的位置也不好，光听见大呼小叫，说“那边、那边”，却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人叫江豚为江猪，那时候也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长江里会有猪。八卦洲是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它的面积比南京老城区还大，因此同学们真上去了，也没感觉和其他的陆地有什么区别。那时候，河溝边到处都是螃蟹洞，与我在江阴乡间常见的情景，没任何区别。有了两年的乡下经历，别的同学看见蟹洞只是惊奇，看见螃蟹的脚印只会议论，我则干脆下到河沟里，拔一把野草，弄一团稀泥，将螃蟹洞塞住，然后在旁边做上记号。如此糊住几个螃蟹洞，隔了几个小时，再去收获。

螃蟹这时候因为缺氧，一定是待在洞口，只要把手小心翼翼地沿洞口摸索进去，一把抓住螃蟹的脚，就可以活捉它。这办法很简单，我们在江阴农村，都是这么捉螃蟹的。只不过当时螃蟹不值钱，没觉得它是什么美味。因为抓到几个螃蟹，一起玩的男生立刻对我刮目相看，我个子矮小，又刚从乡下回来，大家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那时候的中学生，每年都要下乡学农，短则十天半月，长的将近一个月。所谓学农，基本上就是在乡下玩。每个星期能吃一次肉，吃得最多的是红烧山芋，不知道这是一道南京郊区农民特有的菜肴，还是我们班主任的自主发明。那时候，男生和女生不说话，炊事班同学却不得不说话，因为他们要合作烧饭，要一起上街买菜买米。我们很想去偷听他们会说些什么，然而只是想，背后议论议论，从未真正付诸行动。

有一次，发现米饭里有很多虫，比米粒略小一点的小白虫，多得让人挑不完，拣不尽。记得是坐在小河边，一开始，大家十分震惊，叫着喊着挑拣虫子，往河里扔，很快都不耐烦，因为根本弄不完，于是有同学带头大口吞咽，然后吃了也就吃了。肚子饿，不吃也得吃，我们不约而同，狼吞虎咽，把饭都吃了。

学农其实也学不到什么，免不了的还是形式主义，捡捡麦穗，找找地下挖剩的山芋。有门课叫“农业基础知识”，有点像后来的“生物”，老师要专门赶过来教，没有教室，找一块空地，就是打麦场，大家席地而坐，很有形式感，就仿佛是在拍电影。我们对这门课毫无兴趣，只记得雄蕊雌蕊，还有花心，知道是有些色情意味。当时都不怎么开窍，反正是觉得下流，因为下流，就好玩，男生女生都偷偷地笑。

还有请农村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帮我们忆苦思甜，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这个事比较严肃，同样有很强烈的仪式感，在室内进行，是个仓库，还是别的什么屋子，说不清楚。大家席地而坐，老师先讲，宣布注意事项。然后是老贫农痛诉，一口当地的土话，对我们来说，是南京郊区的乡音，意思基本上懂，关键是腔调，听了就忍不住想笑。

当时的南京城里人，喜欢喊农村人“二哥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老大哥，农民自然只能屈居老二。平时开玩笑，也喜欢学“二哥哥”讲话。有一次，一位贫农老大爷忆苦，声情并茂，表演痕迹太重，大家想笑也不敢笑，阶级仇，民族恨，点点滴滴都在心头，这时候谁要是笑，问题比较严重。或许是山芋吃得太多，学农期间，天天山芋，一个个都屁多，平时放屁，可以敞开来放，越响越过瘾，越响越痛快。现在不行，要憋着，要控制声响，只能放闷屁。空间又小，又不流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

偏偏贫农老大爷语调又特别夸张，我们既要憋住笑，又要憋住屁，上面要忍，下面也要忍。终于有人憋不住，当然也可能是故意的，贫农老大爷的表情很痛苦，很愤怒，在他说话的停顿中，最安静的时刻，突然传出了一个极响的屁，不光是嘹亮，而且漫长，尾声还小小地拐了一个弯。这一来，同学们再也憋不住，笑成一片，笑得东倒西歪。老师赶快站起来维持秩序，让大家严肃一些，不许笑。可是此情此景，想不许笑，也还是要笑的。

老师没办法，很严肃地问：

“谁放的屁？”

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儿，有人起哄，说是谁谁放的屁。谁谁很委屈，立刻赌咒发誓，说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这屁不是他放的。屁当然不是他放的，声音发出的方向就明显不对，大家也知道不是他，但是这位同学平时一向被别人欺负，这种坏事自然要怪罪到他头上。老师同样知道不会是他，事已如此，无话可说。老贫农情绪受到了干扰，思路完全乱了，再说话已经没有了激情。

我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属于全班个子最矮的那几位，都是坐第一排。如果坐第二排，那是因为前排是女生。发育也晚，从初一开始，班上男生的身高在不断地变化，有的小个子突然变高了，开始有小胡子。刚开始，谁有这样的变化，大家就会嘲笑。那位经常被人欺负的同学开始发育，有人竟然会在班上大声地叫喊：

“谁谁长毛了。”

在当时，这是非常大的羞辱，让女生听到了，多难为情。与众不同总是不太好，随着时间发展，还没发育的男生开始被人讥笑，被讥笑为“僵公”，会说这个“屌人”怎么到现在还没长毛。作为班上的“僵公”，加上胆子小，我经常被别人嘲笑，好在从不与别的同学斗狠打架，大家大约也觉得大欺小不算好汉，大多数男生都比我要高出一个脑袋。

我很迟才开始长个子，开窍自然也要比别人晚。在一次学农期间，晚饭以后，大家早早地就上床睡了，睡不着，都从被窝里跑出来，穿着短裤在地铺上打滚，翻跟头，有人突然发现了我裤子的斑痕，明知故问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点稀里糊涂，大家都笑，非常高兴地拍手，向我表示祝贺。

我所在的中学，当时是一所以打架闻名的学校，每学期都会有人被抓起来送往“大连山”，大连山有个少年管教所，专门关押所谓的“不良少年”。对于我们这些个子和胆子都小的男生，凡是敢打架会打架的男生，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都崇拜。就像现在NBA球星的粉丝一样，大家意见并不统一，都在追不同的猛男，常常为那些能打敢打的男生排名，常常为这种排名争得不亦乐乎。

想象中的英雄决战有很多次，你说张三厉害，我说李四比张三更生猛。这些英雄好汉都不是我们班的，都是高年级，或者已经毕业，已经到了社会上。班上那些平时喜欢欺负人的同学，常常要吹嘘自己是谁的兄弟，动不动就是老子只要和谁打个招呼，就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年头还没有“团伙”这词，意思已和团伙差不多。男生打架本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我们学校，动不动会因为一些小争小吵，演变成两个团伙之间的大战。

学农期间最容易引发这种战事，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增多了，又没什么正经活可干。记得刚上高中，两伙人的矛盾在还没下乡前，已经产生了，于是说好要在农村大干一场。我们这些胆小怕事的正好盼着看热闹，就担心事不够大。终于在空旷的麦地里，双方干了起来，有一方吃了亏，发誓说这事没完，要报复，要去喊人过来帮忙。

结果还真的喊了人来，是一个刚到附近煤矿上班的青年工人，绰号叫“菜包子”，江湖上名气很大，绝对是大名鼎鼎，在南京，曾有打遍城南无敌手的美称。我们心目中，他就是当代的大英雄，神一般的存在。“菜包子”带着两个手下，来到我们的学农地点，到了我们住的农民家，板着脸，一声不吭。他的一个手下凶神恶煞，把打架双方召集过来训话，说你们这些小家伙，一个个小鸡巴的，又有什么可闹，能不能省点事，都他妈的老实点。

被教训过的双方都不敢吭声，这双方本来都在吹嘘自己认识“菜包子”，都觉得拐弯抹角能跟他套上近乎。“菜包子”的神态完全是一种目中无人，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他的那两名手下张牙舞爪，一个腰里别着一把菜刀，一个手上拎一截带弯头的自来水管，把大家吓得不轻，没一个同学敢吭声。

“菜包子”赤手空拳，他什么也不用带，也不需要说话，他的威严早就把大家给折服了。

7. 毕业了

1974年初夏，很快要中学毕业。朦朦胧胧，上学的日子，说结束就要结束。那时候高考取消了，中学毕业基本上是革命到头，从此跟学校再也没什么瓜葛。大家都挺高兴，没有丝毫舍不得。毕业后干什么，能干什么，没人去想。

我的小学和中学，加在一起整整10年。小学二年级开始“文化大革命”，中学毕业两年多，粉碎“四人帮”，“文革”正式结束。上学期间，差不多与“文革”重叠，可以说是接受中小学教育最糟糕的一代人，也就是所谓喝狼奶长大的一个群体。因为动乱，我的学历也很荒唐，小学是五年制，下乡留了一级，回南京后又跳一级。刚上初中校舍紧张，初一还是在原来的小学上课，其名曰“戴帽子”中学。

后来又进了二十三中，这本是一所老字号，前身是钟英中学，再往前，又是祭祀曾国荃的祠堂。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当年围剿太平天国，攻打南京有功，官做得很大，当过两江总督。祠堂不是一般的大，有30根大柱子，下雨天课间休息，我们就在祠堂里打闹，从这头跑到那头，叫着喊着。按理中学只要读四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突然又改春季招生，然后再改回秋季招生，一来一去折腾，就多出了一年。因此，在中学也是足足待了五年。初中畢业时，曾有一道年龄界限，比我大一岁的同学，不升入高中，可以直接分配进工厂。在当时，这是极大的福利，因为不用下乡当知青。

这一批同学最占便宜，分配去国营工厂，等到高考恢复，工作正好满五年，可以带薪上大学。我们年龄小的，留下继续上高中，高中毕业，先失业一年，然后该下乡下乡，照顾留城的，都分配到非常差的工作单位，很多人去了所谓“小集体”，譬如属于街道管辖的修旧办事处、修自行车、修皮鞋、街头的小餐馆、小商店。像我这样能够进入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也就是所谓的“大集体”，已经是上上签。

眼看着就要高中毕业，真是没有丝毫留恋。中小学期间，让我们写作文，一会儿批判“读书做官论”，一会儿又批判“读书无用论”。同学们都弄糊涂了，“学而优则仕”不对，读书不能为了做官，读书无用也不对，全世界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要等我们有了知识，才能去拯救他们。反正说白了，口号一套又一套，都振振有词，说起来都有口无心，根本不往心上去，真实的教学水平惨不忍睹。

高中快毕业，为了能走上社会，数学课开始学习珠算，学习打算盘，学习加减乘，除法还没学会，高中毕业了。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已步入老年，回想当年，如果受教育程度一直还停留在当时水平上，那么与文盲也相差不多，最多只是认识了几个字，以及一大堆空洞无用的口号。恢复高考，我的同龄人走上考场，与是否读过高中没任何关系，能考上的都必须有点自学能力。

过去的这些年，流行一个词叫“青春无悔”，非常正能量。因为是四个字，很容易让人想到它可能就是成语。成语通常都应该是古语，众人皆说，成之于语，同样也可以当作成语。“欲并老容羞白发，每看儿戏忆青春”，今天的高考学子，会讥笑我们当年学习水平和文化程度太低，数学不行，物理不行，化学也不行，英语更不行，语文老是要念白字。

“少时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诗中人”，青春总是值得回忆，少年时代的往事，无论多么不堪，多么不尽如人意，仍然是美好的、甜蜜的。“花开有重日，人无再少年”，说老实话，并不太喜欢“青春无悔”的说法，因为我们的少年时代，根本没有任何选择，无悔也罢，有悔也罢，说了都跟没说一样，都有点装腔作势。今天的少年跟我们或许并无很大差别，可以选择的自由，同样也不太多，高考成了独木桥，与我们当年的读书生活相比，就学习氛围而言，看上去要丰富许多，程度也要更高深，但是这种丰富，这种高深，很可能会掩盖了另一种丰富，掩盖了另一种高深。

我们没有今天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没有“985”和“211”在前面招手。没有高考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同时又是多么幸运。中小学10年，我们上学就是去玩，从来没有为学习成绩烦恼过，考试只是考试，考完拉倒。没有排名，没有留级，也用不到补考，几门不及格的同学，丝毫不会感到难为情，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是一种胆大，是特立独行。班上最受尊重的同学，不是考试分数高，而是敢打架敢骂娘，社会上有人罩着。

偶尔也会遇到要抓一下教学质量，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后期，曾经上台恢复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全面恢复高考，只是开始了“整顿”。于是上行而下效，有过几次相对认真的考试，这个所谓认真，最多也就是形式主义。老师在讲台上对大家宣布，希望不要作弊，不要相互抄袭。说了也跟没说一样，作弊和抄袭几乎一定的，当时班上同学分成前后两个中心，前排的矮个子是一个中心，后排的大个子又是一个中心，仿佛两个临时生产小组，有人专门负责做题目，有人专门负责传输答案。

我们上学的年代，考试时公开作弊，更像是一种欢乐的游戏。男生很放肆，女生会略微含蓄一点，那种欢乐今天回想，仍然会觉得有趣和好玩。平时大家都不用功，要考试了，临时抱佛脚，班上的那些狠角色就会发出通知，让我们好好准备一下，到时候把答案告诉他们。我们就像黑社会的马仔，既然老大发话了，就得赶紧认真做点准备，平时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现在能关照和想到，这是给我们面子，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记忆中，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整个上学期间，没当过学生干部，永远都是最普通的基本群众。自小一看，到老一半，我们的学生年代，班级名称不断变化，先是某年级某班，然后军事化管理，又是几连几排，我常常是和“2”这个数字有关，都是在2班。轮不上“1”，各方面都显得有点二流。唯一可以拿出来炫耀的是，当过化学课代表。这几乎是大家最不看好的一门功课，其实也谈不上有多少特别爱好，或许有一次考了全班的最高分，老师就指定了课代表。当上课代表，自己也觉得好像对这门课有点兴趣。

化学老师是隔壁班的班主任，我喜欢的一位女生就在这个班。化学老师曾对我说过，你这么喜欢化学，以后可以当化学老师。她这么说，让我更觉得自己喜欢化学。几年以后，高考恢复，我首先想到的是考医科，当时朦朦胧胧觉得，化学与医科可能会有点关系，都要看化验单。一看化学课本，完全傻掉，太难了，自学情绪立刻化为乌有。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这玩意儿实在太无趣，太遥远。

我们的英语老师是印尼华侨，长得特别像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这位亲王是我们读书期间最著名的外宾，家喻户晓，经常在报纸和银幕上出现。因为长得太像，我们怀疑他很可能是亲王的一个兄弟。当时英语课教的全是正能量外语口号，基本上就是糊弄。后来真要考大学，外语也要考，但是不记入总分，我连蒙带猜，最后只得了10分，十分丢人。

语文老师前前后后有过好几位，印象最深的是陶老师，字写得很端正，批改作文非常认真，对我总是特别关照。他给我解释过“鸟”和“隹”的区别，古音应该怎么读，虽然都和能飞的鸟有关，尾巴上却有区别，鸟是长尾巴的飞禽，隹则是短尾巴的鸟。这个解释一直让人糊涂，我总是会想起鸡，想起鸵鸟，凭什么说它们是短尾巴呢。况且鸡的繁体字，可以写成“鷄”，也可以写成“雞”。跟祖父说起这位陶老师，祖父说这老师说得非常正确，语文就应该这么教。

我写作文，其中有一句“敌人呐喊着冲了上来”，陶老师便为我订正，说“呐喊”是正面词，譬如鲁迅的小说集叫《呐喊》，不应该用在敌人身上，用在敌人身上的应该是“叫嚣”。我的作文时好时坏，完全看不出日后有当作家的潜质。不过陶老师的教导，还是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譬如我开始喜歡琢磨和研究词源字义，长尾巴的鸟也好，短尾巴的鸟也好，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较真。至于“呐喊”是正面词，为什么要反过来用呢，用一用又能怎么样，成了后来写作时经常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喜欢正话反说，更喜欢反话正说，无论正说反说，心里必须明白，要知道什么才是正确，追本溯源不是坏事，字正方能生奇。

实际上，进了高中，大多数时间花在看外国小说上。在这方面，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同学们知道我家书多，讨好我，目的往往也是为了借书。没有高考对当时的中学生来说，最大好处是有太多时间可以用来看小说。我的年龄进入了青春期，与现在的中学生不一样，我们的性心理可以说普遍不健康，都是扭曲的。从小学开始，男生女生就处于敌对状态，校内校外，见面不招呼，不会说一句话。

现如今的中学生，早恋已不是新闻，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大多数人不知道祼体的“祼”怎么念，接吻的“吻”会读成“物”。当然，这并不代表大家对异性不感兴趣，没有想法，我们开始在小说中寻找爱情，开始注意书本上的男女关系，开始寻找性描写。外国小说被宣布为“毒草”，传播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然而我们却发自真心地喜欢这样的“毒草”，喜欢在这样的草原上奔跑。多少年以后，回忆起自己的阅读生活，最自觉、最没有功利的阅读，就是在高中时期。

眼看着中学就要毕业，上学的日子就要结束。唯一还可以延续的只剩下阅读，只剩下对外国小说的那点热爱。后来有人问起我们的学生时代，尤其中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什么，我会忍不住脱口而出，回答说是没完没了地阅读外国小说，沉浸在外国文学作品的海洋之中。放学回家看小说，记忆中最美好的是什么呢，既不是学军，也不是学工和学农，更不是这个和那个运动。我无法把自己的学生时代，吹嘘得多么丰富多彩，非要说实话，那就是特别无聊。无聊才阅读，无聊只能读书，因为无聊，我读了很多外国小说。这与是否上高中，完全没关系。

话怎么说都可能是对的，过去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亲切回忆，然而再亲切，再甜蜜，也就那么回事。谁还能没有一个少年时期，谁还能没有一个学生年代。废话说得已太多，重温当年，畅想过去，拉拉杂杂，无非想通过以上的文字，穿越时光隧道，与大家一起回忆，共同怀念。远望当归，温故知新，回忆和怀念说白了，都只是惠而不费，当不了真。

2019年9月11日 去中亚的飞机上

责任编辑 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