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80岁开始成为作家

2021-07-15 08:10李静
中国新闻周刊 2021年20期
关键词:作家读书母亲

李静

杨本芬在书店与读者分享《秋园》的写作过程与背后的故事。图/受访者提供

只要膝盖不痛,杨本芬每天都可以在iPad上写出好几页。从她年近60岁开始写作那天起,她从不知道什么叫瓶颈,每次一坐下去,就像打开水龙头,文字涓涓涌出,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有。如今她81岁了,即将出版第二部作品《浮木》,第三部作品也在撰写中,但出书这件事对她而言还是充满了不真实感。“没想到会出,真是一个意外。”杨本芬反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被人所知,是因为处女作《秋园》。

她身上带着些过分的谦卑。采访时担心普通话不够标准,一直问:“你听得懂啵?我这塑料普通话。”书写出来了又担心影响读者心情,“我都特别抱歉,我写的东西那么悲凉,读者看了会不会也不开心。”二女儿章红为《浮木》写代后记《成为作家》,她也担心:“这样写不太好吧?这样夸你妈妈,我还不是作家啊。”

她只在内心认可自己,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哪怕别人不看,自己也喜欢看,“我经常看自己写的东西,哎呀,写得真蛮好,我都在心里赞美自己,我还会写东西了。”可一落到外面的现实中,她又胆怯了。

杨本芬没有办法不胆怯。这一生,总是错过,总被亏待,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这个人运气怎么就那么不好。”当人生中的那些苦和“坏事”在她晚年时终于成为土壤,慢慢结出一个果实,她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可以成功,成为一个作家。

“我们一家人终于齐全了”

《浮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杨本芬处女作《秋园》的补充。在那部描述母亲一生以及一家人挣扎求生的书中,为了小说节奏紧凑,杨本芬最小的弟弟杨锐的故事被删去。这个在十三个月大时,因肺炎死在杨本芬怀抱中的小弟弟,从未被她遗忘。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人的感情麻木了,小弟去世时,杨本芬和妈妈甚至眼泪都没流,但当生活有了余裕,每当她再想起小弟,都感到锥心的痛苦。

《秋园》缺失了杨锐让杨本芬耿耿于怀,还好由《秋园》带来的《浮木》迅速弥补了这个遗憾。在《浮木》中,她将杨锐的故事重写,让这部短篇小说集的第一个故事有了更丰富的文本和情感。“我们一家人终于齐全了。”杨本芬说。

杨本芬作品《秋园》。

除了《秋园》中被删除及笔墨未尽的家人,杨本芬还写下了很多她曾认识的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这些劳碌一生的乡民很多没有善终。杨本芬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如同她用一整本《秋园》所写的“平凡如草芥的母亲”。

这是杨本芬一生所经历的故事,在二女儿章红看来,如果说《秋园》是一本自传式的小说,那么《浮木》更像是生活散文、随笔,杨本芬把记忆中的那些历久弥新的小事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杨本芬这辈子做过很多事,种田、切草药、担沙子、當过会计和县城运输公司的加油员,还承包过汽车零配件商店自己做小老板,唯独没做过任何和文字相关的工作,也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写作训练。但她会讲故事,记忆力也好,只要是读过的书她都记得。

70年代末电视机还未普及,冬日的晚上,隔壁邻居、运输公司年轻的汽车修理工都喜欢去杨本芬家,听她讲故事,《红岩》《七侠五义》《安娜 · 卡列尼娜》……那个年代能找到的书不多,只要是她看过的,她就能讲给大家听。在女儿章红的童年印象中,妈妈讲起话来特别有表现力,无论说什么都栩栩如生。

晚年,杨本芬无非是把她愿意讲的故事在笔端流淌出来,这对她来讲,又有什么难呢?但她从不敢说自己有什么天赋,她只知道,自己这一生,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读书。

“读书真好呀”

杨本芬1940年出生在湖南湘阴,父亲身体不好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家人的生计落在母亲肩上。作为家中长女,杨本芬从小帮助母亲分担家务,照顾弟弟妹妹,无法进学校读书,只能跟着父母识字。直到11岁,她才终于等来读书的机会。

她每天得走12里山路,常常天还没有大亮,就一个人轻轻起床,深夜还要在油灯下刺绣帮家里挣些零钱。杨本芬每天都很快乐,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心里不住地自言自语:读书真好呀!读书真好呀!

11岁入学,她不能从头念起,直接入学四年级,四年级的算术跟不上,她就自己发狠地学,从第二学期开始,她就没有考过第二名。但第一名又能怎样?小学毕业后,杨本芬没能升入中学,她要参加劳动给家里攒工分。她能理解家里的决定。

又过了几年,弟弟妹妹长大了,杨本芬17岁。一天,妈妈对她说:“你去考学校吧,若能考取,就去读书。”杨本芬又高兴又担心,她实在是想读书,但她也知道,她走了,担子就全压在妈妈一个人肩上。她去考岳阳工业学校,将近30个人参加考试,只有她一个人考上。

在岳阳工业学校,她每门功课都学得好,终于可以敞开了看书,杨本芬买了一个手电筒,每天晚上躲在被子里看。她开始崇拜作家。就在她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时,学校却忽然停办了,她没有拿到毕业证没法找工作,也不想回家,就去最近的宜春。在宜春,她找到一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她又考上了,结果读了还不到一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下放到何家坝改造,她又没有书读了。她选择了婚姻,原因很简单,对方说结了婚她可以继续读书,但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了,这辈子最大的愿望终究落空。

1972年2月,杨本芬进入县里的运输公司上班。不久后,公司就接到上级下发的文件,凡在1972年1月31日前入职的人员,均可以转为正式职工。命运再次跟杨本芬开了个玩笑,几天之差,她错过了转为正式职工的机会。“你看,我的运气就是这么不好。”杨本芬的感慨让人无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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