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润冰
自唐以降,杜甫多出现在笔记文献之中,成为后人议论、书写的对象,如孟啓《本事诗·高逸第三》云: “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云: “ 子美盖亦好饮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诋严武,几至杀身耶? ”仅笔者整理所见,唐宋时期提及杜甫的笔记约有175部,其中唐(包括五代)时期15条、宋代33条涉及杜甫形象。学界对此有所关注,如王新芳、孙微《论晚唐五代笔记小说对杜甫生平事迹的杜撰》、孙小青《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杜甫的形象》、王红丽《从宋代笔记看宋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主要梳理某一时期笔记中的杜甫形象,不过少有论文能将唐五代笔记与宋代笔记中的杜甫形象结合进行阐述。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唐宋笔记中杜甫形象的特征与文化品格,着重对比其异同并探讨成因,试图藉此来审视唐宋两朝对于杜甫的接受情况。
唐宋笔记中的杜甫带有任诞狂傲、自负自得的个性风范。任诞一词,意为任性、放诞,不受拘束,出自《世说新语》中的《任诞》篇,原指魏晋名士率性随心的风流特质。唐宋笔记中对杜甫任诞、狂傲形象的刻画多集中于以下两事。
一是 “ 杜诗疗疾 ” 的故事。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佚名《树萱录》都记有此事,如《刘宾客嘉话录》所载: “ 他日郑妻病,杜曰:‘尔但言: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观者徒惊帖壁飞,画师不是无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