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歌苓

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
他十分喜欢博尔赫斯的“天堂是图书馆的样子”的说法,并引为自己的语言: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不如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
我读到这些话时,为他的纯真,以及与我不谋而合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一股深深的感激。
因为在这个价值观更加多元的年代,我的生活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面对周围忙得昏天黑地、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我也不免发出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伴儿的,并没有落伍得那样彻底。
在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薇格的少女,培尔·金特在想念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
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男主人公培尔·金特和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因为她们的书所赋予她们的一层象征意义。
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她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她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作家们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她们的特定动作——持书,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