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更需“私力救济”

王世柱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有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个体的实践不断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而枷锁的对象也由人身发展到财产，最后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掌控便轻松达到目的。去除枷锁显然不可能，但对于枷锁范围的界定却十分必要。捍卫个人信息成为公法尤其是私法领域捍卫自由的具体体现，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撰的一大亮点。

在《民法通则》等基本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缺位的情况下，刑法率先而行，《刑法修正案七（2009）》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后的《刑法修正案九（2015）》将其犯罪主体由国家机关及其人员这一特殊主体拓展至普通主体，并将法定最高刑由3年提至7年，加大了打击力度。

然而，公法的力量有限。除非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否则一般侵权行为很难进入刑法的视野。个人信息属于私人利益的范畴，除了公法从“点”的层面的国家维护，更需要赋权个人从私法“面”的层面进行自我救济。

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技术赋予了数据价值，利益背后法律底线不断被突破，逐渐敲醒人们加强个人信息自我保护的警钟。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7年的《民法总则》，先后明确宣告了公民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并禁止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相比刑法规制，民法规定显得有些姗姗来迟，但对于个人信息的规范由公法保护到私法救济，无疑是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