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后公众焦虑情况及影响因素

郭妙兰，郭锦兰，陈柏欣，魏睿宏，陈晓瑾，郑少燕*

（1.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 汕头 515041；2.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东 汕头 515041；3.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广东 汕头 515041*通信作者：郑少燕，E-mail：syzheng@stu.edu.cn）

新冠肺炎（COVID-19）是一种新发传染性疾病，短时间内波及全球，截止2021年1月累计确诊人数已超7 900万［1］。因传染性高且严重危害公众健康，WHO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既往研究显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使公众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2］，如果焦虑情绪无法及时缓解，则容易发展为急性应激障碍［3］，引起失眠［4］、生活质量降低等［5］，甚至导致自杀等严重不良结局［6］。目前全球疫情发展态势仍不明朗，疫情持续时间难以确定，在躯体疾病治疗逐渐完善的同时，公众的心理健康亦不容忽视。疫情发生后公众焦虑的研究虽见报道［4，7］，但多为横断面调查，且样本量偏少［8］，其中多数研究对象为单一的一般公众或医护人员，同时分析两者的焦虑状态的研究较少。相较于一般公众，疫情期间医护工作者工作负荷增加，加上高职业暴露风险这一特殊性［9］，其焦虑变化情况及影响因素可能与一般公众不同［10］。本研究通过网络调查，分析疫情发生前后一般公众和医护工作者的焦虑变化情况及潜在影响因素，为进行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以我国大陆地区14周岁以上公众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网络问卷。排除疫情期间居住于湖北省的人员。共回收问卷1 303份，其中有效问卷1 22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8%。本研究经汕头大学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调查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收集公众一般情况，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疫情期居住地、家中有无学龄前儿童、是否有医学教育背景、疫情对生活的影响、疫情对工作的影响等。条目“疫情对工作的影响”选择“比以前更忙”“收入减少”或“失业”定义为严重工作影响，条目“疫情期间他人对你的态度”（该条目针对医护工作者）选择“明显觉得被排斥”或“觉得关系变冷淡”定义为被疏离感。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评定公众焦虑状态，该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1～4分4级评分，各条目评分之和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1.25的整数部分为其标准分，SAS评分＜50分为正常，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具有较好的信效度［11］，本研究所测得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1.3 调查方法

于2020年2月7日-14日，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进行调查。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12］，故将 2020年1月20日前定义为“疫情前”，其后定义为“疫情期间”，调查者评定当前情况，并回顾性评定2020年1月20日前的情况。研究团队成员向亲友发送问卷链接，并邀请问卷填写者转发至更多亲友进行问卷填写。本次网络调查作答时间中位数为7.97 min。同一IP地址只能作答一次。剔除SAS作答中选项全部相同的答卷，同时剔除答题时间小于150 s（总样本答题时间的第10百分位数）的答卷。

1.4 统计方法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调查对象包括324名男性（26.5%）和898名女性（73.5%），年龄15～70岁［（31.13±11.03）岁］，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80名（6.5%）、高中或中专150名（12.3%）、大专或本科883名（72.3%）、研究生及以上109名（8.9%）。调查对象在疫情发生时居住在一线城市294名（24.1%）、居住于非一线城市928名（75.9%）。431名（35.3%）调查对象家中有学龄前儿童。601名（49.2%）调查对象生活严重受影响，424人（34.7%）工作严重受影响。共调查医护工作者407名（33.3%）和其他职业者815名（66.7%），医护工作者中66名（5.4%）有被疏离感，其他职业公众中246名（20.1%）有医学教育背景。

2.2 疫情发生前后公众焦虑情况

疫情前，1 222名调查对象中，焦虑状态检出者共90人（7.4%），疫情期间为172人（1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895，P＜0.01）。疫情期间公众的SAS评分高于疫情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0.65±10.43）分 vs.（36.32±8.46）分，P＜0.01］。分组结果显示，女性、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家中有学龄前儿童、生活和工作严重受影响、医护工作者、无医学教育背景的公众和有被疏离感的医护工作者，疫情后SAS评分升高幅度更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见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公众疫情前后SAS评分比较（±s，分）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公众疫情前后SAS评分比较（±s，分）

注：SAS，焦虑自评量表

变 量性别男性（n=324）女性（n=898）年龄＜20岁（n=237）20～29岁（n=513）30～39岁（n=234）≥40岁（n=238）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n=80）高中或中专（n=150）大专或本科（n=883）研究生及以上（n=109）疫情期居住地一线城市（n=294）非一线城市（n=928）家中有无学龄前儿童无（n=791）有（n=431）严重生活影响有（n=601）无（n=621）严重工作影响有（n=424）无（n=798）职业医护工作者（n=407）其他职业（n=815）一般公众的医学教育背景无（n=569）有（n=246）医护工作者有无被疏离感有被疏离感（n=66）无明显变化（n=341）SAS评分疫情前疫情期间改变值P＜0.010 36.75±9.73 36.16±7.95 40.12±11.07 40.85±10.19 3.36±7.16 4.68±6.58＜0.010＜0.010＜0.010 37.24±8.67 35.60±7.42 38.05±10.21 35.25±8.12 39.97±9.70 39.76±9.84 42.58±11.65 41.37±10.85 2.73±4.16 4.16±6.45 4.53±6.71 6.12±8.85＜0.010＜0.010＜0.010＜0.010＜0.010 38.90±12.96 36.36±8.26 36.17±7.98 35.67±8.07 45.08±12.66 42.28±10.76 40.20±10.15 38.81±9.38 6.17±9.18 5.92±7.13 4.04±6.61 3.15±4.43＜0.010＜0.010＜0.010＜0.010 0.799 36.24±8.92 36.34±8.31 40.65±11.64 40.66±10.02 4.40±8.06 4.31±6.30＜0.010＜0.010 0.013 35.98±8.21 36.94±8.87 40.09±10.42 40.68±10.38 4.12±6.82 4.74±6.63＜0.010＜0.010＜0.010 37.29±9.27 35.38±7.47 42.74±11.64 38.63±8.64 5.45±8.20 3.25±4.75＜0.010＜0.010 0.004 36.82±9.34 36.05±7.94 41.89±10.69 40.00±10.24 5.07±7.28 3.94±6.44＜0.010＜0.010 0.004 36.12±8.50 36.42±8.44 41.02±10.66 40.47±10.31 4.91±6.41 4.05±6.92＜0.010＜0.010 0.001 36.46±8.41 36.33±8.50 40.96±10.61 39.99±9.52 4.50±7.65 3.00±4.66＜0.010＜0.010＜0.010 38.89±11.45 35.58±7.71 47.49±13.26 39.79±9.61 8.61±7.58 4.21±5.90＜0.010＜0.010

2.3 焦虑变化情况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表1中组间比较P≤0.01的变量纳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严重生活影响、年龄大、女性、受教育程度低、职业为医护工作者、缺乏医学教育背景是公众焦虑程度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回归方程：Y=3.278+2.023X1+0.768X2+1.725X3-0.860X4+1.035X5-0.941X6。另外，为探索医护工作者焦虑程度加重的影响因素，将表1中组间比较P≤0.01的变量纳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被疏离感、年龄大、女性、严重生活影响是疫情期间医护工作者焦虑程度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回归方程：Y=-4.302+4.533X1+1.364X2+2.507X3+1.286X4。见表2、表3。

表2 公众焦虑状态加重的影响因素

表3 医护工作者焦虑状态加重的影响因素

3 讨 论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极大社会关注，对公众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13］。本研究显示，疫情发生后，公众的焦虑情况加重，部分患者由原来的无焦虑状态，加重为轻度甚至中重度焦虑状态。既往研究显示，H7N9疫情流行期间我国公众存在轻到中度焦虑状态［2］，与本研究结果相似。焦虑可能使公众的认知评价产生偏差，心理抗压能力减弱，进而放大疫情的影响，还可能对总体健康造成持久的不良影响［14］，甚至导致自杀等［6］。

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是公众焦虑程度加重的危险因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公众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如交通管制导致出行困难和社交受限，停工停学使得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抢购医疗用品造成一定的恐慌，疫情波动引起过度担忧等。年龄大的公众焦虑加重更明显，可能与其合并基础病、致死风险更高有关［15］。焦虑程度加重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中更明显，可能因为该人群认知能力较差，缺乏对疾病相关知识的获取渠道。公众中有医学教育背景的人（如未从事临床工作的药企职员或医学生）焦虑加重程度较轻，可能是因为该人群有更多医学专业知识的获取渠道和一定的医护社交圈，对疫情有较正确的认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焦虑情绪［11］，这也提示医学知识宣教对改善一般公众焦虑情绪的积极作用。

相比于一般公众，医护工作者的焦虑状态加重更明显。已有研究表明，临床一线抗击疫情的护士焦虑评分远高于常模［16-17］，而类似重大传染病疫情影响下医护工作者焦虑状态也会较平时更严重［18］，与本研究结果相似。医护工作者的专业医学知识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焦虑，但其高工作负荷和高职业暴露风险则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负面情绪。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医护工作者工作量增加，加之医疗资源短缺、频繁倒班等，其压力加大，焦虑情绪加重。此外，研究结果显示，部分医护工作者存在被疏离感，与Blake等［19］的研究结果相似，在SARS等传染病爆发期间亦见类似报道［20］。在医护工作者焦虑状态加重的危险因素中，被疏离感作用最大，甚至大于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这些结果提示：相比于工作压力大，他人不友善的态度可能增加医护工作者的心理负担，降低职业认同感，进而加重焦虑情绪。因此，为缓解疫情对公众焦虑的影响，相关部门应及时提供准确的疫情信息，引导公众科学认识疫情，并加强防疫知识教育。其次，应设立心理援助热线等心理干预措施［21］，并针对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的特定人群采取社区海报、广播等容易被接受的方式给予防疫宣教。另外，还需关注医护工作者的焦虑情绪，给予心理支持缓解被疏离感［22］，同时，引导公众减少对医护人员的偏见。

本研究为新冠肺炎高峰期所开展的短期调查，无法分析公众焦虑的动态改变情况和远期不良影响，亟需长期队列研究明确。另外，本研究纳入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的人群，但样本量仍偏少，且由于疫情前的焦虑状态评定结果为受试者通过回忆所得，可能存在一定回忆偏倚，故本研究结果还需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