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华绒螯蟹育繁推产业一体化发展和营养品质调控研究(上)

成永旭，吴旭干，杨筱珍，杨志刚，孙云飞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 201306)

一、我国中华绒螯蟹养殖概况和发展趋势

我国中华绒螯蟹(以下统称为河蟹)养殖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江河建闸，阻断了河蟹天然蟹苗(大眼幼体)洄游通道，河蟹年产量急剧下降，只有数千吨。之后通过长江口蟹苗汛期规律研究，在长江口捕捞蟹苗，运回内陆湖泊进行放流增殖，取得了极高的经济效益，回捕率在3%～5%，投入与产出比在1∶30左右。由此，中国的河蟹业进入以采运天然蟹苗进行人工放流为主的增殖期(1950－1985年)。这一时期的河蟹产业的特点可归纳为：充分开发利用了长江口蟹苗资源，湖泊人工放流取得显著效益；蟹苗资源迅速下降，促使人工育苗技术研究并取得突破，为河蟹养殖业发展打下了科学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我国河蟹养殖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根据养殖规模、养殖方式及技术发展水平可将河蟹养殖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养殖初级阶段(1985－2000年)，即“大养蟹”阶段：养殖产量急剧增加，从1993年中国河蟹养殖产量仅有1.75万吨，到2000年产量达23.3万吨。河蟹从大水面粗养发展到围栏精养，从大水体发展到小水面的池塘养殖。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湖泊围栏精养为主，河蟹的人工育苗和蟹种培育技术逐步成熟。

养殖中级阶段(2001－2006年)，即“养大蟹”阶段：此阶段的特点是以湖泊围栏精养为主，开始精养投喂(主要是野杂鱼)，河蟹规格明显增大，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湖泊水环境污染和水草资源破坏；河蟹人工育苗普遍采用土池生态育苗，育苗地区主要是江苏如东和射阳沿海地区；池塘扣蟹养殖、成蟹池塘养殖和稻蟹种养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养殖模式，如池塘生态养殖的“高淳模式”、河沟生态养殖的“当涂模式”以及进行稻蟹种养的“盘山模式”等。

养殖高级阶段(2007至今)，即“养高品质蟹”阶段：中国河蟹养殖产业仍发展迅猛，截至2014年，年产量为79.65万吨，比1993年的1.75万吨增加了45倍。近年来河蟹产量稳定在80万吨左右，但养殖河蟹的品质下降，主要原因是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事件，逐步引发河蟹养殖模式发生重大调整和改变，即由以湖泊网围养殖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池塘养殖为主。而在以池塘为主导的河蟹养殖中，多沿用传统养殖模式，主要表现在投饵的不科学，采用低质饲料或原料和大量使用冰鲜鱼，极易导致池塘水质恶化，且投饲随意多变，从而造成河蟹养殖的低品质，已成为河蟹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针对这一制约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科技人员以全程投喂配合饲料和品质调控为主线，全面构建了“基于全程配合饲料和营养调控的高品质河蟹生态养殖技术体系”，并全面推广。培育的河蟹新品种如河蟹“光合1号”、河蟹“诺亚1号”、河蟹“长江1号、2号”等，在养殖中开始应用。此外，养殖的智能化、设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促进了河蟹池塘生态养殖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以常州金坛为代表的“小精高”模式和阳澄湖地区为代表的“池塘863养殖模式”。

二、我国中华绒螯蟹育繁推产业一体化和营养品种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

水产业所谓的育繁推，“育”就是品种选育和保育(保种培育)，通过品质选育，培育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并通过商业化管理，保持或维持优良性状，防止遗传漂变带来的种质退化；“繁”即良种繁育，保障优良的苗种提供；“推”即良种和配套养殖技术推广。目前我国水产业育繁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审定具有较大市场开发价值的新品种比较少，商业化的水产优良品种的保育没有很好解决，特别是原良种保护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种业商业化育种机制尚未健全，供种规模和质量不能完全满足养殖需求(李明爽等，2013；李巍等，2014)，所以水产业育繁推发展的方向必须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推进养殖品种产业化发展。

我国中华绒螯蟹育繁推产业发展除了存在上述问题外，还有如下两个重要问题，其一，良种覆盖率低。尽管科研单位已经育成河蟹良种，但目前河蟹养殖的良种覆盖率还不高，良种苗种质量保障得不到重视，质量堪忧。其二，河蟹池塘养殖中配合饲料使用率低，多使用野杂鱼和低质饲料，营养不平衡，河蟹品质难以保证。

今后，针对高品质河蟹养殖，科技人员还要从分子营养及其基因调控方面，研究和评估河蟹营养品质的遗传控制因素，进行相关营养品质特征的选育和育种，构建速生、抗病、早上市和晚熟的大规格良种繁育技术，解决均匀上市问题，提高良种覆盖率；在河蟹养殖的技术推广方面，研制和推广环保、营养均衡的全价配合饲料，全面替代冰鲜鱼，稳定和提高养殖品质，形成育繁推一体化标准生产格局。

三、我国中华绒螯蟹遗传选育情况

由于河蟹养殖产业快速发展和相关研究工作滞后等原因，导致河蟹养殖种源存在种质来源混杂和种质退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河蟹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Zhang等，2018；Jiang等，2020)。一方面，由于不同水系和品系河蟹种质缺乏可靠的分子标记和鉴别方法，存在种质混杂和近亲繁殖等问题(李晓晖等，2009)；另一方面，部分河蟹育苗单位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选择育苗成活率高的小规格亲本进行人工繁殖，这种在遗传上的逆向选择导致河蟹养殖群体在扣蟹养殖阶段早熟率高、抗逆性差、商品蟹平均规格小和成活率不稳定等缺点(Cheng等，2018)。因此，根据产业需求对河蟹养殖群体进行遗传改良，培育具有不同经济性状的新品系(新品种)显得十分迫切(成永旭等，2016；邓燕飞等，2017；Li等，2018)。

我国河蟹遗传选育工作始于2010年，以生长速度和体重为主要选育指标，通过群体选育先后培育出河蟹良种(邓燕飞等，2017)。但由于优良品种的保育在生产中没能很好解决，在连续应用多世代后易出现近亲交配、遗传漂变和经济性状退化等缺点(杨翠华，2007)，因此杂交育种(配套系育种)、诱变育种和家系育种引起了科研工作者和产业界的关注。尽管家系选育可以有效分析河蟹遗传规律和亲权鉴定，但存在河蟹同池混养鉴定成本高和周期长等缺点，通常每个河蟹家系需要单独的育苗池、苗种培育池和成蟹养殖池，导致实际育种成本较高，目前尚难以在产业界进行规模化推广应用；故开发便捷、廉价和精确的大规模家系鉴定技术是河蟹家系育种的突破口(肖起珍等，2017)。诱变育种包括物理诱变和化学诱变两种方法，是动植物获得多样性后代的有效手段(邓燕飞等，2017)，尽管国内有学者对河蟹化学诱导多倍体和核辐射诱变突变体进行了探索(陈立侨等，1994；崔朝霞等，2003；张成松等，2009)，但是目前河蟹诱变育种仅限于科学研究阶段。上海海洋大学成永旭教授团队根据河蟹养殖产业“上市时间过分集中”和“大量依赖冰冻野杂鱼和螺蛳投喂”的实际，以“不同成熟时间”和“全程接受配合饲料”为主要选育指标，选育可以提前上市的二龄早熟品系(暂定名“申江1号”)和推迟上市时间的二龄晚熟品系(暂定名“申江2号”)，到2020年，基本完成了早上市和晚上市的河蟹新品种选育工作，二龄早熟品系可以提前20天左右上市。河蟹二龄晚熟品系选育，目前偶数年选育世代已经选育到G5，二龄晚熟品系可以推迟15天左右上市(王少兵等，2020；王海宁等，2020)，不仅可以错开上市时间，且可以全程投喂饲料(成永旭等，2016；Jiang等，2020)。团队还针对在河蟹品质方面重要营养素如长链多不和脂肪酸、类胡萝卜素等遗传力开始进行遗传力的研究(Li等，2021)，为河蟹品质育种做好准备工作。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