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成林 胡雪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但生态环境是一项公共产品,在其提供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因此,通过适当的生态补偿机制安排来矫正生态环境产品供给过程中的收益分配结构,将生态环境供给过程的外部性内部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路径。
从生态补偿实践来看,当前我国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在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流域、耕地、海洋七大领域的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每年高达1800亿元(1)李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需打好“综合”牌》,《中国环境报》2019年12月3日,第3版。,而市场化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相对有限,如2020年影响力最大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的交易金额为16亿元(2)原始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官网,http://www.hbets.cn/list/11.html。,仅相当于前者的0.89%。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对生态补偿资金的需求也将进一步增长,这将加重我国的财政负担,加剧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化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改革,提升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在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中的话语权,逐步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缓释行政性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压力,将成为未来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因而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影响因素的识别、作用机理的解析以及培育绩效提升的路径构建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