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的际会：长安画派的孕育与形成

[摘要] 长安画派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以西北地区的山川风貌和世态人情为主要创作内容。该画派的形成一方面缘于20世纪前半叶风云动荡的时代氛围，另一方面缘于当地苍茫辽阔的地域环境与浑厚质朴的世态人情较为契合时人的精神追求。此外，在历史的新旧交替时刻，西安画坛涌现出了具有开拓性的画家群体。从天、地、人三个方面来看，长安画派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 长安画派 时代氛围 地域环境

1961年10月，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在北京举行了石鲁、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六位画家的作品展，长安画派正式诞生。这次展览引起了首都绘画界和新闻媒体的热切关注，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作品创作特点和风格的热烈讨论。从当时的社会评价来看，人们对这批画家的探索创新是持肯定态度的，因而推动了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领军人物石鲁及其他画家的作品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巡回展出，扩大了这一绘画团体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引发了美术界关于中国画笔墨长达两年的大讨论，长安画派的声名也在争议声中传播开来。至此，“长安画派画家以其多角度的探索与实践，最终形成了总体风貌上的质朴、浑厚、雄伟、深沉之美的集群风格”[1]。虽然促使长安画派备受关注的事件是20世纪60年代于北京举办的画展，但是纵观其孕育、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会发现，该画派是在时代、地域和“人”的合力作用下形成的。

一、时代氛围的激荡

纵观艺术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任何时代伟大艺术家及艺术作品的出现都与政治经济和思想氛围等因素密切相關。我国20世纪前半叶动荡的社会环境给心怀家国的有识之士以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促使他们纷纷努力回应时代的召唤。美术领域也是如此。年轻画家们试图挣脱传统的束缚，寻求民族绘画的新生。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绘画因为时代氛围的变化，开启了自觉求新、求变的探索历程。

1906年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的赵望云在表兄的资助下来到北京学习绘画。初到北京的他寄身于学校附近的小公寓，那里的“青年人中间有一种追寻进步的气息，催人振奋”[2]。在这样的环境下，赵望云注意到了“艺术到民间去”“艺术家应该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等当时文艺界出现的新口号。与此同时，他读了《出了象牙之塔》《苦闷的象征》等宣扬艺术的价值在于创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在五四运动的启迪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即冲破清末以来追求拟古、仿古的陈腐画风，关注现实生活和贫苦劳动者。

在长安画派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石鲁的创作历程中，同样可以找到时代气息影响的痕迹。石鲁原名冯亚珩，出生于四川的一个书香世家。受哥哥冯建吴引导，石鲁进入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学习。当时尚为青年的他对时事问题和社会民生十分关注，甚至超过了对艺术的兴趣。在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借读期间，《毛泽东自传》激起了石鲁内心深处的一腔爱国热情，促使他瞒着家人和好友走向了红色延安。“延安使石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的理想便是将艺术创造和革命统一为一体。”[3]“朝气蓬勃的延安时代创造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如果没有黄土地，没有十年延安艰苦岁月的经历，也就没有石鲁真挚的革命信念和坚定的艺术观，没有他后来作品中饱满的激情和豪放的气魄。”[4]

可以说，正是20世纪初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和延安地区的红色文艺思想激发了民族的抗争和革新精神。赵望云、石鲁等画坛的先行者们纷纷举起进步的旗帜，推动长安画派形成的时代氛围由此奠定下来。

二、地域环境的召唤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其艺术成就在盛唐达到了高峰。然而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迁移，这一地区在近代画坛已失去了聚焦能力。那么，为何长安画派会在20世纪60年代应运而生？

笔者认为，地域因素非常重要。西北地区广袤苍茫的地理环境和独具特色的社会风情是长安画派画家笔下常见的绘画题材。长安画派画家1961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就是凭借“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厚的西北地域特色”而“引起中国美术界尤其是中国画家们的广泛关注”[5]。叶浅予评价长安画派时曾说：“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组成了一支相当大的中国画家队伍……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把西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面貌，用民族绘画的方法表现出来……显示出西安的地方艺术特色。”[6]

描绘西北地区环境风貌的绘画内容在赵望云的作品中较早出现。早在1942年，赵望云即沿着河西走廊和祁连山开展了写生活动，并于1943年1月在重庆举办了“西北旅行写生画展”，其《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一书亦于同年7月在成都出版，受到了较高关注。赵望云1942年在西安定居后，“展开了他开拓西北画坛的计划……坚持面向民众，面向自然，面向生活，以西北地区的自然景物和民间生活为艺术创作的基础，继续深入研究传统，将主攻方向从人物改为山水”[7]。他之所以选择大西北的自然山川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一方面在于他一直以来都在关注农村地区的平民创作，另一方面在于他意识到了广袤辽阔的西北风光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缺失。中国传统山水画意在表达创作者的人生旨趣和价值取向，审美风格多以冲淡悠远为主。在西北地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绵延巍峨的秦岭、险峻的华山、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气势雄壮的黄河、风光绮丽的祁连山等，都深深震撼并且吸引着赵望云等人，召唤他们以自己手中的画笔描绘这壮丽的山河。

在这批画家笔下，辽阔壮丽而又不失旖旎的西北山川风貌展现出了浑厚磅礴的气势，这与20世纪前半叶整个中国大地上笼罩着的昂扬的革命氛围和时代风貌十分契合。石鲁的画作中，《转战陕北》《延河归牧》《延河之畔》《东方欲晓》等以陕北风貌为题材的作品极具历史价值。赵望云的《风雪造田忙》《陕北道中》《棉田播种》等作品则一方面展现了西北地区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表现了西北地区的人情风俗，具有浓烈鲜活的生活气息。可以说，西北地区的风貌人情与时代精神相应和，共同见证着长安画派的孕育和成长。

三、“人”的推动

时代氛围和地域风貌作为外在客观因素，分别从天时、地利两个方面为长安画派的诞生做好了条件准备。不过，“在中国绘画史上，画派的形成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其一，要有画派的开派人物；其二，每派都是一个具有延续性的并有传承关系的画家群；其三，画派中的画家风格相近”[8]。也就是说，除了外在客观因素，画派的形成离不开重要人物的推动。在长安画派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赵望云便承担着开创者的使命。此外，画派早期的参与者还有赵望云的学生方济众、徐庶之等。新中国成立后，石鲁从陕北来到西安，为这一绘画团体的成长和壮大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之后，何海霞、康师尧和李梓盛等画家相继成为团体的中坚力量，共同开创了陕西美术的繁荣局面。

（一）一人拓荒

从长安画派诸画家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赵望云最早在绘画中关注西部风光和人情世态，是这一画派的奠基人。他出生于平民家庭，因为个人爱好走上了绘画创作之路，特别是早期在北京求学期间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形成了融合着浓郁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创作观。通过农村写生、西北地区旅行写生、主编《抗战画刊》，赵望云形成了稳定的绘画风格和绘画理念。王宁宇认为：“从纵的发展来看长安画派，它最早的源头应当是40年代初赵望云第一次西北旅行写生之举。”[9]他始终怀着悲悯之心，关注着中华大地上的淳朴劳动者，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的内容展开创作，并对其学生方济众和徐庶之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石鲁和李梓盛等人来到西安，因为创作理念不同而一度与当地画家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好在赵望云借助自己对传统中国画的理解和走进生活的创作思想，调节了不同绘画群体之间的矛盾。“赵望云的艺术主张和画风对西安画家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石鲁50年代的作品中也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赵望云塑造着西安中国画的基本性格。”[10]

（二）双峰并峙

在长安画派的孕育和发展阶段，赵望云和石鲁发挥着开拓性作用，是该画派的两座高峰。赵望云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践行着“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创作主张。石鲁长于理论思辨，对赵望云及画派其他成员的创作实践进行了总结，是长安画派的理论旗手。何海霞曾称石鲁是继张大千之后他的第二位老师。

石鲁是一位具有旺盛创作力和学习探索能力的画家。相对于长安画派早期的其他画家，他接受了较新、较全面的美术教育，对中西绘画皆具有一定的认识。在陕北时，主要从事美术宣传工作的石鲁对当时的革命政治氛围有直接的体验。因此在迁往西安后，敏锐的思想嗅觉和善于反思学习的理论精神，使石鲁能够在思想上引领长安画派画家的创作，成为画派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理论建构者。

20世纪50年代初，石鲁开始创作中国画。他一边勤奋地进行绘画实践，一边积极阅读古典美学理论，试图全面、深入地理解并消化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他还曾打算系统思考、探索“中国画在对待生活、造型、笔墨、立意构图、设色、题款等方面的艺术规律，但因为精力和时间的限制，未能如愿，只写了生活、造型、笔墨三张的简单提纲”[11]。石鲁的一生是不断探索的一生。他始终怀着极大的革命和生活热情探索内部自我及艺术的表现方式。这种不断求新的探索精神是长安画派保持生命力的深层动力机制。

（三）群体共进

“1956年，何海霞、陈瑶生、叶访樵、康师尧、郑乃珖等一批流散在社会上的国画家被吸收到美协西安分会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在长安画坛构建了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陈瑶生、叶访樵、郑乃珖、袁白涛等画家为基本班底的中国画创作研究队伍……未来长安画派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了。”[12]在1956年开始形成的创作群体里，何海霞与赵望云、石鲁齐头并进，在长安画派群体画风的丰富和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贡献，是画派中传统山水画创作的集大成者。

何海霞出生于一个手艺人家庭，受父亲“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观念的影响，六岁即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随后以学徒身份开启了绘画生涯。何海霞认为自己的绘画历程可以分为“画古人”“画老师”“画生活”“画自己”四个阶段。他进入西安画坛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对应的正是他“画生活”的阶段。何海霞原本以摹写古人画作见长，进入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后接受了赵望云农村写生的绘画方式和石鲁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积极投身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在足迹遍布陕西南北的写生生涯中，何海霞创作了许多或宏大或灵动且较具时代特色的作品，丰富了长安画派的绘画面貌，实现了自己绘画生涯中的一次重要成长和转变。“表现新的时代、新的内容把他完全从旧画本中解放出来了，他悟出了生活是一切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一真理，也为山水画开辟了新天地。他（何海霞）和赵望云、石鲁成为这一地域的长安画派创立人。”[13]

方济众是长安画派主要的六位代表画家之一。“作为长安画派的主要成员，他的作品，他的人格，他为长安画派的发展呕心沥血的努力，他对青年画家的扶持奖掖，都使他在事实上成为继赵望云和石鲁之后长安画坛的旗手。”[14]方济众的绘画创作受其老师赵望云的影响较大，注重从生活入手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性格敦厚、溫和，方济众的作品面貌与长安画派典型的雄浑厚重的画风有所不同，不过正因如此，长安画派的绘画风格也得以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展现出画家鲜明的个人特点，画派的整体视野和气度借此提升，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康师尧是长安画派中以擅长花鸟画著称的代表人物，方济众认为其画作具有清、新、明、快的风格特点。无论创作怎样的题材，康师尧都能在其中注入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对艺术的体悟，以明丽的色彩和创新性画法描绘万物中蕴藏的生机。他独特的绘画题材和技法是对“生活为我立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这一艺术追求的生动体现。

李梓盛是长安画派的重要成员和组织者，早期在陕北接受了革命美术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来到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转行从事中国画创作。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主要是以陕北和陕南地区的自然风貌为描绘对象。虽然李梓盛在长安画派中主要从事组织和行政工作，但生活热情高涨且对美术创作有着较高追求的他，依然通过主动、大量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和特点，为长安画派的诞生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除了上述六位主要的代表性画家，黄胄、徐庶之、郑乃珖等画家也分别在自己的藝术探索中强化了体验生活、表现生活、承继传统、开拓创新的长安画派创作理念，共同推动了中国画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

结语

长安画派于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画坛脱颖而出，一方面缘于时代风云变幻为当地画家带来的强大精神滋养和思想冲击，另一方面缘于西北地区的山川和人文风貌与时人的精神追求较为契合。当然，更重要的因素在于赵望云在农村写生方面的拓荒、石鲁对艺术发展方向的把握和对相关文艺理论的总结，以及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郑乃珖等画家从未停歇的绘画探索。

陈绶祥在《方济众画谱·序》中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评价长安画派的主要成就和影响：一方面是对中国画的时代特色与现代风格之探索方面……他们力求体现出绘画手法及审美情趣的时代风格与地域特色，认为中国画作为时代的产物必定能反映时代的风貌。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画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绘画语汇之探索方面……使其作品形成了一定特色并具有民族文化的精神。总的来讲，长安画派追求磅礴的气势和深厚雄健的风格，追求浑厚的笔墨与生动的造型，希望表达一种黄土高原的文化积淀之境界与当代情怀。”[15]由此可见，长安画派凸显了地域特色，回应了时代召唤，是在一代大师们的开拓和努力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现代画派。以长安画派为依托的画坛前行者们站在时代潮头，积极思考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型问题，在中国画的现代发展过程中有着突出价值和重要贡献。

（王玉玲/西安培华学院）

注释

[1]屈健. 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37-38.

[2]程征.中国名画家全集——赵望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4.

[3]石丹.中国名画家全集——石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6.

[4]同注[3]，65—66页。

[5]同注[2]，66页。

[6]同注[2]，73页。

[7]同注[2]，4页。

[8]周积寅.画派还是不打造的好[N].人民日报，2013-03-01.

[9]王宁宇.论长安画派[C]//程征，编.长安中国画坛论集（上）.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 2002：201.

[10]同注[2]，66页。

[11]石鲁.学画录后记[M]//叶坚，石丹，编.石鲁艺术文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169.

[12]同注[1]，31页。

[13]潘絜兹.何海霞的艺术道路[C]//程征，编.长安中国画坛论集（上）.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355-356.

[14]钱志强.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C]//程征，编.长安中国画坛论集（上）.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309.

[15]陈绶祥.方济众画谱·序[C]//程征，编.长安中国画坛论集（上）.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298-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