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论》出发：理解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

李函

一、斯密的市场观

（一）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斯密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其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国富论》中对“看不见的手”的论述见于第四篇第二章，“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一个他们本无意追求的目的”。可见，斯密认为，个人自我利益是起点，社会共同利益是终点。人们被看不见的手所指引着，在实现个人对自我利益追求的同时，实现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

斯密的论述隐含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自利和竞争。一方面，自利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在斯密看来，人都具有“利己心”，在 “利己心”推动下，实现市场经济中各要素的流动，无需政府干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会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增加。另一方面，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压力。“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无论是何种行业，都应鼓励其自由竞争，对外开辟市场，加强商品国际间流动，促使制造家争夺更多消费者，提升自身实力，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整体提高。

（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

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起到自发调节作用、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市场范围的扩大，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起到自发调节作用。斯密认为，“一国所输入的金银量，若超过于其有效需要，那无论政府怎样注意，也不能阻止其输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其中发挥到作用。“任何法律亦不能防其立即输出”。受到有效需要的调整，金银的输入输出，政府无法干预，因为即便发布禁令也无法阻止金银通过各种隐秘的形式运输，侧面反应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

其次，市场作用下收入分配的合理均等问题。斯密认为，劳动及资本虽用途不一，但最后利得“总是均等的，或不断趋于均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人们会趋向利得多的资本用途，避免利得少的资本用途，市场呈现的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在诸国政策干预下，对资本和劳动者自由流动的限制，所造成的不均等实际是一种不平等。

最后，市场范围的大小影响着该国经济的发展。斯密认为，“分工的范围，亦往往受限于交换的范围”，市场范围影响分工程度，分工程度又影响制造业，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一国市场的发展需要在空间上优化布局，区域间都要打破固有壁垒，真正盘活整个市场，打造一个更高层次的市场。

（三）“看不见的手”有其边界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并不是认为市场万能，在分析市场机制时隐含了其作用范围和边界。斯密虽认为重商主义政策下，政府为保护本国财富的政策不利于贸易自由和税收收入。但一些特殊行业，需要靠政府来维持，在政策上的支持有利于这些特殊行业的资本快速流入。例如，“特种产业为国防所需。加重外国同种产业的负担，以奖励国内同种产业，颇为有利”。在特种产业上，政府的管制是有好处的，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可见其主张的“自由放任”是有限度和边界的。

市场作用范围主要是微观领域下人的活动。由于市场的自发性和人的逐利性，市场总有其无法调控的领域，市场有其缺陷，如经济危机单靠市场作用来调节整个经济运行恢复到正常状态，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周期。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问题，市场无法做出很好应对，在此條件下，斯密的政府观为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微观领域和无法把控的宏观领域进行了补充。

二、斯密的政府观

（一）微观层面政府是“守夜人”

“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概念是有特定含义的”，政府只是在微观经济中充当“守夜人”角色。“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个人利益到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而政府的法规在具体的微观经济环节中无法发挥其效用，反而会适得其反。对此，斯密批判了重农主义政策下，为保护农业而限制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实际上到底是害他们自己所要爱护的产业”。斯密也批判了重商主义政策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结果只会使之“流入更不利得多的其他通路”。

斯密认为，法规对于生产的指导规定：一方面，“这种法规，几乎在这一场合，都是无用或是有害的”，具体而言，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由于政府的法规，一些特定产业所需资本能够迅速确立起来，“但产业的总额及收入总额，却不能由这种法规而增加”，政府的干预大大降低了市场经济的效率。总之，等量资本用于生产或是购买，需均衡这二者谁能带来更大价值。另一方面，“特定制造业，比较在没有此等法规的时候，得更迅速的确立起来”。虽不能在单个产业上看到利益，但对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引导与规范，这些产业在总体上利于国民。斯密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微观干预，但不反对宏观调节。

（二）宏观层面政府的经济作用

政府在宏观层面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斯密认为，在自然的自由制度之下，君主所需尽的义务有三，即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但要明辨其背后的经济作用，只有拥有强大有力的政府保护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调节作用，才能实现富国裕民。

首先，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经济长久繁荣。政府在对外关系上不应当是限制贸易自由，而是要维护国家安全不受外来侵犯，在此前提下鼓励限制相关经济活动。斯密认为，国防重于国富，体现了对国防的重视，且这一职能只能由政府来实现。国防与国富分别对应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市场促进国富，政府增强国防。国防是国富的前提和保障，政府维护国防对市场增进国富有重要意义。

其次，保障个人权利，促进经济良好运行。一国通过建立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保护人民不受他人欺负与压迫。若政府未制定公正的规则和严格的司法，商业和制造业在没有规范和保障的市场环境下，面临各种难题将无法得到解决，将很难长期繁荣地发展下去，人民财产将变得不安全，各方面权益也将不受法律保障。因此政府在宏观层面基于市场主体最为正当的保护，便是最能促进经济良好运行的手段。

最后，完善公共设施，拉动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便利商业的公共设施，如道路、桥梁、运河等交通的修筑，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力量，政府能发挥其特有职能，为商业发展提供更便利的运输条件，便利市场中经济主体来往和商品运输，促进市场的开阔，从而有利于裕民和富国;另一方面，提供教育的公共设施。政府在教育社会上的投入，能发挥巨大潜在价值。总体而言，这些耗费巨大的设施项目，是个人资财难以维系和不愿投入的，政府这方面的投资，不仅解决了公众各方面社会基础需求，也利于带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三）政府的角色并非局限“守夜人”

长久以来，斯密所谓政府被认为是“守夜人”，若不加以限定，易导致斯密只重视市场不重视政府的误解。通过文本分析可看出，政府角色是有条件限定的，即在微观领域是“守夜人”，而在宏观领域，政府角色将不再局限于“守夜人”。政府无法发挥市场直接干预经济的作用，但其职能可以间接促进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即政府在整个国家经济的长久繁荣、市场经济秩序的良好运行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上发挥作用。这恰恰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无法作用的范围。

因此，斯密“看不见的手”与“守夜人”并非传统机械的观点，而是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市场有其局限和缺点，政府在这点上可以补充其缺陷。在对经济的作用上，原文中涉及到了市场的局限和政府应该作为的空间，市场能有效针对效率问题，而政府能有效针对公平问题，因此，要辩证看待二者关系。

三、辩证看待市场与政府关系

市场和政府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任何事物发展的肯定性因素中都包含着否定性因素，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局限，政府存在对市场信息的掌握不全、行政层面的腐败等缺陷。在对经济的微观调节上，市场起主导作用，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政府发挥更大作用，两者协调配合，在矛盾运动中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第一，市场与政府是相对独立的。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斯密认为，“一切特惠的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的自由制度，将自然而然地自己树立起来。”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本身就能自我良好运行的那部分时，不仅不会产生积极作用，甚至会有负面效果，政府并不了解市场具体细节的供需关系，无法发挥其灵敏性，政府官员代替制造家和商人的举措，是无济于事的。政府须把握好对经济调控的范围，应在各自领域保有相对独立性，各司其职。

第二，市场与政府是有机统一的。斯密对市场肯定性中蕴含否定性，而不是单纯强调市场作用，也绝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无需政府干预便可完美运行，即使秉承斯密思想的国家，也会在出现经济危机时动用政府作用。政府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因此，斯密認识到没有政府的话，市场是无法运作的。斯密重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第三，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既要有协调的补充，又要有明晰的边界。二者的相对独立是在相互联系中的独立，二者的有机统一是在相互区别下的统一。如果只能看到市场和政府的各自独立，忽视二者的相互联系，就会出现市场原教旨主义，出现政府缺位、不履行应有职责的问题;如果只能看到市场和政府的相互统一，忽视二者的相对独立，便无法保证二者各司其职，就会出现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等问题。

总之，市场和政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决不能割裂开来，片面理解成为二元对立的关系。结合上述市场与政府辩证关系分析和斯密政府与市场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看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我国实情。实践证明，最适合我国的关系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四、后疫情时代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我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市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相互作用尤为凸显。借鉴斯密《国富论》中市场与政府的观点，并结合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各方面的恢复发展，如何更好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一）打造自由竞争市场环境，促进有效市场高效运行

在后疫情时代要尊重市场的一般规律，既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认识到市场的局限，防止市场带来负面影响。要运用好发挥市场作用的优势，避免其局限，促进有效市场的高效运行和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要打造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也必须重视与之相应的自由竞争环境的创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为经济主体营造一个自由、公平、公正、开放的市场秩序。充分利用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增强市场微观主体活力，市场主体要抓住新发展机遇，促进自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满足多样化需求，实现效益最大化。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部分产业升级换代，扛过了疫情冲击，也淘汰了落后产业。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竞争作用。

另一方面，要看到市场界限和市场失灵。疫情中部分不法分子利用防疫物品意图大发国难财，这是市场运行机制下催生的负面影响，要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层面和道德层面的约束。一是在当代企业发展竞争中，给予一个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使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二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只利己不为他是不可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是市场经济的“为他”，从而打造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塑造公平正义政府角色，保障有为政府精准发力

自由市场运行需依靠政府政策引导，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做好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导向，维护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解决好市场的诚信缺失问题、市场主体的投机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既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尽职尽责，又在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上把控大局。

一方面，政府要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尽职尽责。斯密注意到国家的法律保护了商人和制造者的利益，劳动者对自己权益的维护争取异常艰难。因此，在注重市场效率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公平问题，共同富裕，裕民才能实现富国。我国政府要充分保护劳动者权益。结合现今社会，我国高收入群体采取各种方式避税，反而工薪阶层对个税总收入贡献更多。政府在反避税上需下更大努力，从而保证税收制度的公正，切实维护到全体人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政府要在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上把控大局。斯密认为重税不能增进人民福祉。政府征收重税不仅损害人民利益，也损害了国家利益。政府在征税时要把握好适度原则，遵循市场运行规律。疫情爆发后，我国政府出台各项政策，推动复产复工，降低失业人口，恢复消费活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后疫情时代，政府仍需多方发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长久幸福。

责任编辑：张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