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品格与新时代使命

何月华 张发钦

【摘 要】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品格应从其根植的中国社会特征、民族性格、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以及人类学的科学特质中加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以及“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中国人类学在传入期和发轫期就形成了以问题导向、本土转向、实践指向的“实學”特征;中国人类学在“本土化”进程中受到芝加哥学派、功能学派重实践和功用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学科话语构建中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的“实践转向”，使其“实学”品格更加鲜明。面对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范式危机”，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必须坚持百年发展中形成的“实学”品格，将学科价值融入社会价值，基于实践逻辑来发现和创新理论，努力实现从本土特质到国际视野的跨越。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实学;品格;使命

【作 者】何月华，博士，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柳州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张发钦，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柳州，545006。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090-0007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沃勒斯坦对社会科学与国家的关系表述：“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国家的疆界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1]人类学虽然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也形成和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性”。乔健认为中国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的根本差别在于“立场”不同：“费孝通与英国人类学家利奇都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门下的弟子。利奇认为人类学是纯粹的智慧演习，但费孝通觉得人类学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具有一定的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2]已经走过百年的中国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融入儒家入世哲学的实践价值，强调面向社会真实的问题，研究实际的情况，做真实的研究，在追求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的过程中，形塑出鲜明的“实学”品格。学者们致力于将人类学打造成为“有用”之学，将学科定位、价值、目标与时代背景、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连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真问题，通过“本土化”实践以求得真知，对社会产生实际贡献。

一、人类学实践性和科学性的学科特质

正如顾定国所说：“中国人类学目前既非任何外国人类学的翻版，但也并非一个完全自立和自我界定的学科。”[3]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品格首先来源于人类学实践性和科学性的学科特质。人类学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经经历过书斋式、摇椅上、传教式的殖民人类学阶段。当时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共谋”（complicity）、共生（symbiosis），有着浓厚的“情报资料收集”色彩。[4]后殖民主义时代人类学把公共事务与社会问题作为研究焦点，转而为民族国家服务，政策性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十九世纪中晚期应用人类学应运而生，其采取参与式、合作式的研究方法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干预、指导，更加直接地介入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层面。人类学注重影响现实、指导实践的发展进路，也形塑了其为现实服务、注重实践的学科特质。

人类学以“整体观”作为根本立场，在追求科学性解释与人文性理解相统一的同时，也兼具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广义的人类学被认为是研究人整体性的科学，自然就包含了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不仅包含了文化人类学，也把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作为重要的分支。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虽然不是“纯粹的、客观的、理性的”自然科学研究，但其跨域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属性毋庸置疑。

人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也体现在知识生产方式上，表现为田野工作方法的实证性和民族志生产的科学性。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走下摇椅”开启“科学民族志”范式的标志。人类学者进入到“异文化”，长时间沉浸在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中，通过“参与观察”了解当地居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等，进而获得对这一文化的整体性认知，并借助实地调查和系统性的收集资料，不断进行理解、反思、检验。通过田野作业，学者逐步获得对一种文化的整体把握，然后经过整理、归纳、升华、打磨，以“科学的民族志”（选择特定的社区;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能够使用当地语言;先从本土的观点参与体验，但是最终要达成对对象的客观认识。[5]）的方式实现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形成对这种文化（社会）隐性逻辑和结构过程的呈现和阐释。

人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还体现为理论体系的反思性与互补性。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反思与批判，具有超强的开放性和接受能力，其理论体系形成了多样性、互补性和反思性的特点;坚持运用多样化的理论视角、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多形式的成果呈现，与多种声音的对话，来弥补传统民族志研究的局限性;以开放的、发展的、反思的态度去看待人类学知识生产、文化实践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科学性和学术伦理等问题。

二、中国学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品格根植于中国学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国家危难、民族意识觉醒之时，人类学的传入、在中国的发轫自然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结合在一起。早期学者试图以古典进化论来重新构建中华文明的历史谱系，上溯中国古代文明，下达现实中国落后状况，担负起激励国人民族存亡意识，重塑民族自信心的“任务”。学者们从中华民族的传统出发，吸收和消化西方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并对其作出有意的批判和匡正。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进入到短暂的“黄金期”，当时学者们尽管在师承、学派和理论方法方面存在差异，但大家把人类学作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科学方法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吴文藻是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人类学要为国家现实服务，把人类学研究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推动人类学研究从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作为吴文藻的弟子，费孝通传承并发扬了这种思想，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就将学习和应用人类学定位于为“认识中国”“改革中国”而服务。在战火交织的年代，费孝通又进一步将中国学者的精神具体化为“救国与富民”。1987年在接受美国人类学者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的采访时，费孝通谈到：“知识是有价值的，但它的价值必须通过实践来实现。检验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我看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正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一直这样说。几代以后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当前大部分世界是贫困的，我们有责任用知识去改变这种世界。”巴博德问：“你一度写到为知识而知识是没有用处的。你仍然那样看吗？”费孝通回答：“为知识而知识是游戏。这种智力活动提供有趣的娱乐。但是它们不影响世界。在一个富裕的社会，在一个富有的国家，他们可以供养得起一群人过那样的生活。那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在当前世界环境下作为世界的公民，我们真的应该用我们的精力和才智做些建设性的事情。”[6]42。费孝通毕生秉持“脚踏实地，胸怀全局”的学术态度，运用人类学认识中国，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志在富民”是他为人为学的“初心”，也成为他毕生的学术追求。[7]

同为吴文藻学生的林耀华对学术的选择和追求也有同样的“初心”。“当时的青年与现在处境不同，一脑袋的救国思想。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氛围下，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找出中国贫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标。我就是在这种由时代和社会设定的目标引导下，于1928年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系。”[8]

与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社会学的融合发展是中国人类学的重要传统。张光直把中国丰富的史前考古材料研究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相互印证，推动了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融合。他一生矢志不渝的两件事：一是推动中国考古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二是向西方学界推介中国的考古人类学成就。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推动中国人类学研究走向世界，让地方性知识具有全球意义。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国际关系变化，他和童恩正商定的中美合作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他为中国学界失去了一次发展契机而痛心，并一再强调：“我和童先生都深深地体会过中国这个弱小的民族在西方侵略下所受的痛苦。我们写的合作计划不可能以西方利益为先驱的。”[9]102

“魁阁”是老一代人类学者在最艰难的岁月和困苦条件下迸发的学术热情、乐观态度和爱国精神的象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在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与蹂躏。面对岌岌可危的民族命运和懦弱的国民政府，费孝通、许烺光、陶云逵、张子毅、谷苞等一批年轻学者并没有丧失信心，尽管身处偏于西南的昆明一隅，但他们仍全身心投入到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之中，在“田野”中寻找救亡图存的“良方”。“魁阁”学者践行“从实求知”的学术原则，进行扎实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创作出《禄村农田》（费孝通）、《祖荫下》（许烺光）、《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张子毅）、《昆厂劳工》（史国衡）、《化城镇的基层行政》（谷苞）、《芒市边区的摆》（田汝康）等一批学术成果。后来费孝通谈到“魁阁精神”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年轻学者要爱国，爱自己的国家，关心祖国的命运”[10]59。

梁钊韬是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建者。他一再强调，人类学要为中华民族服务，进而为全世界人类的幸福而服务。他主张人类学要强化其实证性和实践性，认为“科学理论有赖于实践去检验其是否正确。民族学理论之正确与否，就在于是否理论符合实际，是否能受到民族真正的平等、团结和互助的应用效益”[11]4。作为我国民族博物馆事业创始人，吴泽霖在其著名的“天平人生论”中，把天平的重要一头放在“人民与国家”之上。“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每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12]

作为两岸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者之一，李亦园的田野调查多集中于台湾，但其研究的基本立場和出发点都是“中国文化”，他呼吁“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引导转化为现代社会之所需”[13]。乔健成长于台湾，学习于美国，工作于香港。他以强烈的使命感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努力推动中国人类学加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推荐费孝通教授为联合会终身会员，热情指导和帮助大陆学者代表，为中国成功申办第十六届世界大会鞠躬尽瘁。他积极推动“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研究，探讨区域社会的整体性与文明类型，尽显其家国情怀，桑梓情深。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心系桑梓的家国情怀，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类学者的思想方式和学术追求。当代人类学者继承了费孝通、林耀华、李亦园、乔健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精神，以现实的中国作为自己学术的立足点、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把学术研究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时代追求相结合，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责任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三、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追求与实践

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品格熔铸于承前继后的“本土化”追求与实践。作为“舶来品”的人类学要在中国土壤中扎根，自然要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过程融为一体，对来自西方的理论进行验证、创新和转化，形成本土风格。为了实现人类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目标，学者们提出了人类学“本土化”和中国人类学话语权建设等问题。在“本土化”的探索实践中，中国人类学基于学术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形成了“南派”和“北派”差别，但不管“南派”还是“北派”，都把深入的实地调查作为“认识中国”的方法。

“北派”人类学的开创者吴文藻最早扛起了“本土化”的大旗，呼吁“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经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以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14]12。或许与中国讲求功用的传统思想有某种暗合，吴文藻对功能学派青睐有加，他先后邀请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派克和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先后到燕京大学访问讲学。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和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类学，其实践传统和“社区研究”范式为学者们广为学习和借鉴。在吴文藻的倡议和组织下，众多学者怀着认识国情和验证“理论”的目标“到实地去”开展调查：如，林耀华到凉山彝区、福建义序，费孝通到广西金秀、江苏开弦弓村，徐雍舜到北平附近的淳县，黄华节到河北定县等。中国人类学从泛泛的“社会调查”进入到规范的“民族志”时期，社会人类学派运用“类型”“模式”等科学概念进行了社区比较分析研究，[15]创作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社区研究作品。“江村”“台头”“义序”“西镇”等具有国际影响的田野点的出现，标志着以功能主义为主体的中国人类学社区研究范式的确立。[16]

“南派”人类学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以凌纯声、芮逸夫、林惠祥、杨成志等为代表。“南派”把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重点，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的深刻影响，后来成为台湾人类学民族学初期的主导力量。[17]57“南派”学者开实地调查风气之先，例如：杨成志的云南彝族研究、颜复礼和商承祖的广西瑶族研究、黎光明的四川羌族研究、林惠祥的台湾高山族研究、凌纯声和商承祖的东北赫哲族研究、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湘西苗族研究、凌纯声和陶云逵的滇西民族研究等。“南派”关注少数民族和边疆，聚焦于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边政学实践，成为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发端。1950年以后，到达台湾的芮逸夫把研究视野转向岛内，他在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期间，组织和领导了台湾原住民研究，“南派”传统在台湾得以延续和发展。受芮逸夫等影响，李亦园早期从事台湾阿美人、排湾人、雅美族的研究，从美国回来后又做了泰雅人研究。乔健也曾研究台湾原住民，后来将目光扩大到中国瑶族、福建惠东人、中国女性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底边社会等领域。

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以实地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对象聚焦于本土，在理论创新中也体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跨越了人类学的“文野”之别，对“复杂文明社会”进行社区研究，被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在人类学发展道路上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以此为起点，费孝通提炼出“差序格局”“乡土中国”“民族走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等具有本土解释力的理论概念。许烺光在东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轴”（二人关系）的理论和“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张光直提出中西方两大文明为“连续与断裂”的宇宙理念，把中国文明作为“连续性”文明。李亦园发展了张光直的理论，用“文化特化”概念揭示“西方文明之断裂性的宇宙观和文化理念”[18]，进而提出了“致中和”的整体均衡与和谐理论。

学者们把目光聚焦于作为国家核心圈的乡民社会、作为中间圈的少数民族社会，少数学者也从事“他者”的海外社会研究。[19]中国人类学摒弃西方人类学注重“未开化民族”研究的传统，以“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为实践方向，在“吾国吾民”的本土观照中创造出一系列具有本土解释力和学术影响力的概念和理论，形成了以问题导向、本土转向、实践指向为特征的“实学”品格。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人类学话语构建

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品格发展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科话语构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学科被取消，体质人类学研究得以保存的同时，民族学被保留并加以改造。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哲学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人类学研究，其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实学”品格得以继承和发扬。学者们从当时的国情需要出发，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参与了民族识别、民主改革、民族政策和边疆政策调研、拟定和实施等工作。对于大陆学者们从事的民族调查工作，费孝通认为：“我们过去在社会人类学里学到的那些有关社会发展的知识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是很有用处的。当然，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目的是在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比较社会学的知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工具。这就是说，我们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我们并不是为了了解而了解，为了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 。所以说，这可以说是一种应用的人类学。”[20]

这一时期，众多西方人类学者和华裔人类学者把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作为研究华人社会的田野点，为台湾和香港人类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学科在大陆恢复重建，逐渐进入蓬勃发展期。人类学为社会所用的“实学”品格，表现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进步服务，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的基本原则，服务于国家政策制定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过程。[21]96人类学研究更有针对性地为以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为目标的“兴边富民行动”提供智力支撑。

在中国人类学的快速整合期，学者们不断“跨越边界”，以跨学科视野、多样化视角、不断开拓的研究领域来敏锐感知、深刻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光直联合中美两国考古、民族、地理、地质、土壤、动物、植物共七个学科方面的专家开展的“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绍明、童恩正等组织开展了“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为跨学科、跨区域的综合研究开风气之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时代以来，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中国社会发展中，为应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提供了契机。应用人类学的实践不仅参与到扶贫、教育、环保、移民、医疗、卫生、妇女、文化、能源、犯罪、艾滋病等公共领域，也在商业领域有所拓展，通过项目评估咨询，以“参与式发展”来体现当代人类学者对“他者”的“关怀”。[22]

中国人类学以宏大的跨学科视野与其他学科频繁互动、交叉、融合，催生出许多有影响力的分支学科和交叉研究。例如，周大鸣、阮西湖、张继焦、项飚等开展的都市人类学研究;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开创的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庄孔韶、景军等进行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杨慧、彭兆荣、孙九霞等进行的旅游人类学探索;方李莉、王建民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尹绍亭、杨庭硕、罗康隆等开展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王明珂等开展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可、董建辉为代表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石奕龙、陈刚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滕星、袁同凯、巴战龙为代表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吴大华、徐晓光、谢晖为代表的法人类学研究;金力、李辉、王传超为代表的分子人类学研究;邓晓华、纳日碧力戈等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庄孔韶、邓启耀等对于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潘天舒、陈刚等的发展人类学研究;田广、张继焦等的工商人类学研究，[23]等。同时，人类学以多元视角，推动以超越传统的社区研究范式的区域研究的开展。例如，石硕和袁晓文等的“藏彝走廊研究”、周大鸣和李晓明等的“南岭走廊研究”、杨志强等的“苗疆走廊研究”、麻国庆等的“环南中国海研究”、周永明等的“路学研究”、田阡等的“流域研究”等，都是当代学者对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探索。当前，面对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人类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以医疗卫生、公共政策、突发危机、人与环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24]等视角开展研究，为人类应对疫情提供人类学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要“引进来”，主动“走出去”愈发显得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走向世界，迫切需要人类学成为为国家政策和国际战略制定服务的“强国之学”[25]。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师生相继“走出”国门，从现实需要出发，开展了大量的跨国、跨界研究实践。其中，高丙中带领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团队开展的12个国家研究，项飚对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研究，周建新对中越、中老、中缅的跨国民族的研究，丁宏对俄罗斯北极地区涅涅茨人的研究，刘鸿武等的非洲研究，吴晓黎对于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研究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人类学通过拓展跨国社会研究和海外研究，来积极回应国家和人民的新需求，在文化自觉、世界视野和全球观照中实践学科抱负。

五、迈向人民、走向世界的新时代使命

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人类学深深陷入“范式危机”和“表述危机”的泥淖，缺乏主导范式和学科认同。人类学的学术道德和知识论层面遭到质疑的同时，其科学性受到严重挑战。有人甚至干脆将其作为人文学科，任其沦为“语言游戏”或“高谈阔论”的俱乐部。从他者的“文化之镜”到“镜中之我”，后现代人类学能不能逃离与“他者”在双重想象中的僵化状态？[26]基于这种背景，坚持“实学”品格的中国人类学无疑为处于后现代危机中的人类学提供了一面镜子，一条走出“矛盾”与“僵化”的路径。

深厚的历史传统，连续性的文明传承，超大型、多民族、不协调、多层跨越的宏观社会结构和家国一体、伦理本位、平衡取向的微观社会结构并存的特征，使得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复杂文明社会的特质。[27]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人类学，因中国复杂文明社会的独特性，在老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有过短暂的“黄金时期”，也曾被马林诺夫斯基、弗里德曼等人类学家寄予厚望。但是，当前中国人类学原创理论和方法相对缺乏，学术话语体系不兼容，学术研究碎片化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其發展状况、地位相较其巨大的学术潜力、广阔的理论前景、“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的美好期许，还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人类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立足新历史方位，要以现实视角体认新时代中国，以实践维度开启中国人类学新时代，就要把回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从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将更优秀的成果贡献世界。今天的中华民族正大步走在复兴征程上，以更加自信和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当中。人类学以人类为名，有着以全人类为研究对象，为人类服务的雄心壮志。今天的中国人类学不能再关起门来做学问，不能只关注本土、研究本文化。现实的任务迫切需要我们具备扎实而详尽的“他文化”知识来帮助处理国与国、本文化与“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加强与跨国、跨文化的合作与竞争。中国人类学不仅要突破“本土”，还要突破以跨境民族、边缘社会文化为研究重点，以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为传统研究领域的“西方范式”，逐步加深对欧洲、北美等西方主流发达国家的研究。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人类学应把历史的考量与现实的关注相结合，把中国的洞悉与西方的审视相结合，把海外研究与把握新时代中国与当代世界关系相结合，在“文化中国”与世界“他”文明之间搭建起理解和表达的桥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红线。“中国人类学近百年来的本土化历程发展出了家乡人类学、本土人类学与国家人类学三大特色，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变化中的中国其内部的社会与人民。”[28]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思想是中国人类学“实学”品格最鲜明的底色和最集中的价值追求。以“满足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为责任，建立“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29]对于新时代人类学重构服务人民、人类福祉的学科本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中国人类学的出发点仍然是中国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要让人民大众更加深入了解人类学，将研究成果交给人民群众检验与实践;将学科价值融入社会价值，在实践中求得真知，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力求真实呈现和阐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解决中国发展和变迁中的问题;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时代命题，理解单一民族、地方独享精神文化发展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的现实路径和地方智慧，[30]把握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脉络、历史逻辑和实践进路，[31]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运用人类学把握中国和世界变化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规律，判断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和趋势，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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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URY CHARACTER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ITS MISSION IN THE NEW ERA

He Yuehua，Zhang Faqin

Abstract：The century character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society which it is rooted， the national disposition， the duties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scientific characteristics of anthropology. The thought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knowledge-action unit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we as intellectual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toward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formed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as a practical science with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problem-orient， local turn， and practice-center in its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s.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has been deeply affected by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tendency emphasized by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Functional School， particular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discipline has realized its practical turn serving for the nation， the society， and the people， which has made its characteristics as practical science much more distinctive. Facing the paradigm cris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Chinese anthropology in the new era must insi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science formed in centennial development， integrate disciplinary value into social value， explore and innovate theory based on practical logic，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leap-forward from local character to international vision.

Keywords：Chinese anthropology; practical science; character; mission

〔責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