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远,徐佳慧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传记承载着传主的生命历程。如果将“传记”理解为一种文类,那么,同一传主的传记文本众多,文体类型复杂。王世贞作为一代文宗,“声华意气笼盖海内”[1]7381,随着其传记的不断书写,传记文体孽乳浸多,多个传记文本之间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复杂的互涉关系。明代传记学与文体学的碰撞、交融使王世贞传的研究呈现出崭新的样貌。目前我们搜集到王世贞传共计60余篇,家传、史传与诗传、戏剧传、像传等不同传记文体从多个方位记载了传主的生平事迹。这些不同传记文体承载着书写者对传主的不同理解,从碑传仪式化职用到史传注重实录功能,不同传记文体塑造出传主的不同样貌。那么,书写者对传记文体的选择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传记后文本与前文本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或差异?传记不同文体之间的转化机制是什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传记文体间的演变?本文拟以王世贞传为例,探究书写者选择传记文体的依据,考察王世贞在不同传记叙事文本中的形象差异,从文体互渗层面探讨王世贞不同传记文体间的复杂关系(1)本文所言“文体互渗”主要指不同体裁文本内容间的互涉交融。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提出:“本书所说的‘文体’,指文学体裁或文学类型……如果以‘文体’一词指称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的话,那么,文体的基本结构应由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