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栋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在多处于半干旱、干旱环境下的牧区草原系统中,增殖的人类活动加大了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1]这种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野生动物生存空间与人类活动空间的交错重叠。[2]畜牧业是牧区草原系统中维持生计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持续推进,畜牧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引发了对草原资源的进一步“掌控”,设置栅栏(fences)是这种发展态势下的一种必然结果,而栅栏的设置又使畜牧业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
在广大农牧区,栅栏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无处不在,并且具有某种跨时空性:使用寿命很长、覆盖空间范围很大。栅栏的设置因草原系统或者说草场的性质而起。青藏高原的草原系统支持着世界上最大的畜牧生态系统之一,[3]作为青藏高原主体之一的西藏牧区草原系统主要被划分为四类:一是自然保护区内的草场,这些草场由牧户承包使用;二是自然保护区周边草场,多由牧民承包使用;三是无人区草场,未被承包,多作为生态保护区;四是保留的公用草场。[4]不同的草场属性均需要一定的栅栏进行标示和界定。
长期以来,虽然栅栏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受到了较大的关注,但对栅栏如何影响动物个体、种群或影响生态系统的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足,所以Andrew F.Jakes等人呼吁加大对栅栏影响的研究,尤其要关注畜牧业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