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生态功能区定位融合的现实困境与解决途径*

吴宇哲 武艺杰

0 引言

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关乎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1-2]。《全国生态功能区划（2015）》中明确指出，生态功能区是根据区域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空间分异规律，在空间上划分的具有不同生态功能的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的对保障国家与区域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生态功能区。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十四五”规划强调，未来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具有特别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加以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3-4]。

我国生态功能区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道路[5-6]、生态效益补偿[7-9]、体制建设[10]，[11]95和产业发展[12-13]等进行探讨。生态保护红线的研究则主要聚焦概念内涵界定[14-16]、划定技术方法[17-19]和政策制度研究[20-22]3个方面，其中划定技术方法的关注度最高，多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实证研究[23-24]。生态保护红线是在明确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的基础上，在其内部划定的自然生态安全底线，两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地方实践中，承接上级生态功能区定位时往往由于规划部门衔接性不好、数据时效性不足等多方面主客观原因，使得两者之间存在融合困境，造成地方政府落实生态功能区定位偏差以及给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工作带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