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撒播芬芳与星火
——记何其芳

冷 永

生命群流以多向、螺旋不规则的势态奔涌着，发展着。个体裹挟其中，保持生命之舟的方向不被风雨移易，一路斩风破浪前行是艰难的。但人生的魅力也正在于此。不偏离正确的人生航道，不迷失本真初心，关乎生命的持续探索与重新建构，还关乎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诠解与实现。生命的朝向是选择，是梦想，是责任与担当，是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呼唤与应答。何其芳先生作为一位浪漫的诗人，一位心系家国的热血革命者，他既仰望头上的星空，也听从内心的道德律。将两种看似冲突的身份完美融合于一身。迸发出温柔又刚强的化学能量，这使他在生命的长途中，从未失去自我持守的勇气与升华生命的力量。他的生命朝向温柔的诗歌，亦目标明确地向着远方的黎明投奔。一路行来，一路撒播芬芳与星火。

一、天生浪漫的诗人，诗话编织五彩的幻梦

何其芳出生于重庆万州一个封建的旧式家族中，6岁左右入私塾读书，第一次接触中国古代诗词与小说，他就被深深地吸引了，由此催生了他内心美的觉醒。谈及这一爱好，他说“一捧起这些作品，就忘记了日头何时起何时落。”这份从小练就的童子功为他深厚的古典文学积淀奠定了最初的根基，对其之后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9年，何其芳到上海入中国工学预科学习，一年后，考入清华大学。在此期间，学习哲学的他接触并阅读了大量的新月诗派新诗，自此走上新诗创作之路。文学成为他以诗人的身份寄放梦想的家园，创作出不少名篇，如 《预言》《花环》《罗杉怨》等，大多收录在《燕泥集》中。1945年，他出了个人第一本新专集《预言》。这一时期是何其芳诗歌创作的重要阶段，因为他大多时间都生活在京津地区，备受古朴恬淡的地域文化影响，加之自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浸染，其传统审美的情趣倾向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拉远了其诗歌创作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距离。写着新诗，却与社会与现代相隔离。与白居易所倡导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一度，京派新诗团体被评论为“温室中的幻想家”。他们将注意点、着眼点投放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讴歌自然之美成为他们新诗创作唯一的主题。在感物兴思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何其芳的这个阶段的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有：风、花、树林、古城墙、宫殿等风物，此外，还多次出现缥缈的梦幻、神灵等虚构的精神类意象。一派柔和绩丽，哀怨缱绻。以何其芳早期部分名作节选内容为例：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预言》

一颗颗，一颗颗，又一颗颗，我的青春像泪一样流着;但人家的泪为爱惰流着，这流着的青春是为什么？——《青春怨》

从意象的选取和冷色调前缀词语的连续运用来看，他追求的是如晚唐诗作般浓郁缠绵的表达风格。他自己如是说，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在孤独中听着“飘忽的心灵语言”。被朦胧化处理的孤独忧郁的情感成为他诗歌的主打基调。诗歌充满脱离现实的梦幻色彩，重章复沓的情感宣泄方式，将小我感伤情绪一再放大。旧式意象与现代化情感表达无法走向契合。无论是个人视界、创作方向，还是情感特征、精神意旨都拘泥在狭仄的范围内，小化了诗词的本然天地。这些诗作鲜明地表现出处于成长期的青年何其芳的诗化思想与浪漫的个性气质。他有丰沛的情感，对美好未来充满五彩缤纷的憧憬。彼时，何其芳沉溺在自己用文字与幻想营造的世界里，他虽对生命有着深切的成长寄望，但生命的渡口烟雾缭绕，生命的朝向尚不分明。他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时的他“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迟迟没有开始。

二、持守信仰的革命者，将革命红楔进生命的诗行

作为诗人的何其芳，在诗意的世界里获得了个性心灵的沉淀与扩张。但这种个性心灵的生成是个人属性的。是一个人的独语，没有构成与时代的对话。人们无法透过他的诗歌看到文字背后的现实社会样貌，并因此开展思考与行动。在他后期的诗歌创作中，他努力消减作品中的寂寞、感伤等私人情绪，并努力传达超越个人主义的群体情感。作为社会人的何其芳终于从个人的幻梦中醒来，非常渴望在现实社会的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背起诗歌创作之外的家国责任。

抗战爆发之际，何其芳远赴延安，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奔赴延安不仅是何其芳诗歌创作的分水岭，也是他人生历程中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他弃了往日“温柔忧伤”的诗作风格，向爱国主义切换，与时代交汇一处；他弃了过去的小我，站在时代前端，铿锵有力地为时代代言，以大我之姿毅然决然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对于何其芳而言，一个与旧我相对峙的新我已然诞生。在此期间，他担任过朱德同志的私人秘书，因热诚能干，很受朱德同志的器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其芳说“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1944年至1947年间，他两次被派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文化工作，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要职。同时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何其芳这位延安的“歌者”，在自己的理想家园中，擎起文字武器，不妥协地与愚昧和罪恶做斗争。他在《生活是多么广阔》中乐观豪迈地表达了革命思想照耀下的自己对新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的全新理解：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是多么芬芳。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1957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何其芳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何其芳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 被打为 “走资派”，面对世人的误解，他坦然地说：“我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理解我的人，我就会继续活下去。”他的真与直成为他人格的标签。

何其芳找准了生命的朝向，将自己的生命紧密地与群众与家国的命运融为一体。丰富的革命经历将何其芳淬炼成为一位艰苦卓绝的战士，一名自觉的革命者，一个梦想与现实社会交融的行动派。他刷新现实中迷惘而惆怅的自我，实现了由小我向大我的跃升。他像一棵大树，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生活的土壤。他又宛如一只骄傲的海燕，勇敢地在波谲云诡的天空振翅翱翔。

三、才品俱佳的领航人，勇立新中国文学的潮头

1938年之后的何其芳彻底告别迷惘的旧我和狭仄的人生，与理想相遇，与革命洪流融合，与时代融汇交织。他用诗歌坚定地拥抱生活、人们与大地。从一位忧伤的独语者成长为一位积极乐观的时代歌手。实现了生命的嬗变与思想与艺术的转变。

他早期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他对旧社会的不满，也透露出他对未来路在何方的不确定，觅前路而不能得。直到走进“寂寞长路的尽头”——延安，他才推开了新生活的那扇窗。在直接与新时代连通的新的天地里，他豁然开朗，备受感染与鼓舞，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欢欣快乐。生命的朝向得到确定，理想与渴望找到着陆点，生命就此完全打开。他明白社会生命是艺术生命的沃土，艺术之花得现实生活滋养才能长久绽放。为了“掌握文学这种武器去服务革命”，他开始了探索新的艺术创作方式的道路，立足自我价值实现的广阔文化空间，展开了新的追求。

他开始尝试进行报告文学创作，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创作的热情不可遏抑，他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诗歌领地，淋漓尽致地与时代与生活对话，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他倡导新青年应写新社会的新事物，新的生活应成为文学的主潮，他创作出如《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黎明》等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他赞美生活，也歌颂战斗，鼓舞年轻的同志积极投入斗争的洪流，使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欢乐、革命的豪情与诗意。这些作品被评价为“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何其芳真诚地表达着，真诚地追求着，也真诚地自我改造着。何其芳在延安这一精神家园中，寻找前路和自我的新生，以期与时代的步伐同频共振。跟随时代的列车抵达更为辽阔的远方。

1942年后，时代向文艺工作者提出新的要求：要发挥革命文艺为其他革命工作的辅助作用。这意味着文学创作向实用化、武器化转变。他不断反思自己在创作上、思想上的不足，努力让自己的文字贴近社会，贴近时代要求。他在《〈星火集〉后记》中对 《我歌唱延安》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我那篇报告就没有着眼于那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在那里曾经是奴隶的劳动人民已经做了主人。更进一步的问题，我们的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有很大的分歧……”。在何其芳那里，文学创作不再是 “愉悦自己的玩具”，而是一种“新的工作”。文艺工作者要观照生活，与时代呼应交融。艺术绝不能为艺术而艺术，民族责任与家国使命都是创作者应该担负的责任。时代大课堂让何其芳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与定义，那就是担承社会赋予的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方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何其芳在时代面前省思行动，开始了生命意义的自觉追寻。

建国前后，何其芳转而投向杂文、随感、文学评论的创作与研究。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着力进行创作规律的特殊性研究。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求索，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热爱阅读，知识广博，治学严谨，勤奋认真。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以及新诗形式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建立现代格律诗的新主张。并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对新诗的创作形式进展开了持续系统的研究。他希望探索出一种亦古亦今的创作形式，更适用于表达新的生活。他还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理论胆识。基于以古为今用的目的，引领着中国新文学艺术的浪潮。

他在 《回答》一诗中这样深情吟唱“难道为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你不应该像鸟一样飞翔、歌唱，一直到完全唱出你胸脯的血？”生命的朝向一经确定，人生就此打开，于时代之中向前方徐徐铺展。不必犹豫，一往无前而已。他芬芳的吟唱，他扶摇而上的飞翔，他文字中沸腾的热血都是他对时代对生命最好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