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戒烟门诊

谢欣

“还有专门的戒烟门诊？”无论是新手烟民，还是30多年的“老烟枪”，诧异，是绝大部分吸烟者在听到“戒烟门诊”时的第一反应。

今年5月31日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而戒烟门诊在中国的发展也进入了第25个年头，早在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就曾印发《中国临床戒烟指南》，从戒烟程度评估到诊疗方案都进行了详细规范。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各省份戒烟门诊首诊共干预患者仅24534人次。大部分门可罗雀的戒烟门诊，正在陷入另一种意义上的“消失”。

“强制”配备的冷清门诊

北京朝阳医院的戒烟门诊开设于1996年，是国内第一家戒烟门诊，其知名度高、影响力广，也有知名专家坐诊，因此接诊量相对较大。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梁丽荣告诉记者，2020年在疫情的影响下，全年接诊量仍然能达到2000余例。

随着“控烟”的声音越来越强，各地也出台了各自的要求，要求当地医疗机构必须配备戒烟门诊。例如，2010年，北京市要求三级医院均开设戒烟门诊;2017年，重庆市要求全市二级以上综合性医疗机构规范设立戒烟门诊……中国医学科学院举行的发布会上曾透露数字，截至2017年，中国一共开设了366家戒烟门诊。

但并不是每一个戒烟门诊都能做到朝阳医院的接诊量。

普遍来看，戒烟门诊仍然面临着知晓率低、就诊意愿低的问题。据中新网2015年报道，无锡中医院戒烟门诊开5年仅110人上门。《华商报》2016年报道，渭南市中心医院戒烟门诊开了3年，每到开诊时段只有3到7位病人“光顾”，类似的新闻并不少见。

“开设戒烟门诊是硬性规定，但很多医院都是应付。”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坦言，对医院的运营者来说，戒烟门诊发展缓慢，客流量少，不足以让医院创收，还牵扯一部分精力，医院的积极性不高，很多医院的戒烟门诊并非每天都开门。

戒烟门诊的冷清，一个不可忽视的外在因素是大众对戒烟的认知误区，即从根源上不认可“戒烟是需要依靠治疗”的思维，因此各种关于戒烟门诊的宣传往往遭到忽视。

与大部分烟民认为“我想戒就戒”大相径庭的是，梁丽荣告诉记者，如果吸烟者仅凭毅力戒烟，1年戒烟成功率为3%～5%，而使用科学戒烟方法，包括联合药物、心理和行为疗法、戒烟咨询等戒烟，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达60%左右。

经济因素也应被考虑在烟民很少求助戒烟门诊的范畴内。“戒烟药应该被纳入医保”的呼吁已有多年，但始终没有成功。

“官方给出的解答是医保资金本身就很紧张，但吸烟的患者是自己的不良嗜好导致其难以戒烟的，属于是 ‘自找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药费不应该让国家承担。”张建枢认为，虽然医保部门的出发点行得通，但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考慮，将戒烟药物纳入医保实则是节省医保开支的一种行为。“每年因为烟草增加的医疗负担比将戒烟药物纳入医保所占的开支要小太多，但这笔经济账目前还没有人算。”

民间机构“破局”艰难

但与戒烟门诊“冷清”的现状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想要戒烟的人可一点都不少。

3氪烟App产品负责人王化（化名）告诉记者，与“戒烟”有关的仅微信一平台搜索指数就达到日均120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2015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5岁及以上吸烟者已达3.16亿。《2018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16.1%的吸烟者打算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在过去12个月吸烟的人中，19.8%尝试过戒烟。

公立医院的戒烟门诊门可罗雀，戒烟的需求却是如此庞大，便有企业与社会机构瞄准这一市场。

“双戒”是一家开办在山东省烟台市的民营戒烟机构，创始人钟启元告诉记者，自己“2018年进入这个行业时充满了信心，毕竟想戒烟的人那么多。但没想到第一年一共才不到十个客户”。钟启元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想戒烟的人群都认为戒烟不需要靠别人，另一个原因是机构刚刚成立，缺乏信任度。

王化告诉记者，自己在对全球250款戒烟App进行了调研后，于2019年推出该软件。3氪烟的设计初衷是通过分析用户在App的访问频率、访问深度、板块停留时长、首次下载到二次打开间隔，戒烟打卡持续时间等数据计算出用户的戒烟意愿，并通过模型分层后，对不同人群在不同戒烟阶段，推送精确的戒烟内容和指导。

但一年下来，虽然积累了约50万用户下载，但日活不足1%，付费用户更是寥寥。App内设置的从1元到59元的付费课程测试1周后，只有1人付费过一次1元课程。这也让王化十分失望，本已计划好的App后续开发都只能暂停。

从公立、民营、再到线上，戒烟机构们的困境似乎都在印证着：无论中国的戒烟民众群体多么巨大，在“靠个人意志就能戒烟”这一思维尚未被破除之前，各类戒烟机构似乎都还会继续沉寂下去。

（摘自《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