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恽代英的政治思想转向轨迹考察

徐霞翔

“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是恽代英写于1920年的诗作《我》。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从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传播革命真理，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郭沫若回忆说，恽代英对革命很有贡献，“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1]本文通过对五四时期恽代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和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的考察，勾画其向马克思主义者政治转向的思想轨迹，并着力呈现部分五四知识分子对救国路径的不懈探寻及其“力行”姿态。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五四时期的社团中，少年中国学会是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内部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它发起于1919年6月30日，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学会成立后，在北京设立总会，在南京和成都设立分会，在湖北、上海、杭州、天津、广州等省市都有会员。国外在法国会员最多，设有巴黎分会，在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南洋等处也有会员。[2]根据《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学会宗旨如下：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信条包括：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3]

通过刘仁静和王光祈的介绍，1919年10月1日，恽代英正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