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党峰会：一个时代的合声

谢奕秋

“从推进人类减贫进程，到全力支持国际抗疫合作，从履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承诺，到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中国共产党将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贡献。”

2021年7月6日，在有梅德韦杰夫、纳扎尔巴耶夫、伊姆兰·汗、武契奇等多国政要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视频）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概述了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成就和承诺，并倡议将政党间的这一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

在这次峰会上，中方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概括，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来自全球500多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发出共同倡议，涉及凝聚价值共识、建设宜居地球家园、守卫人民生命健康、提升治国理政水平、完善全球治理规则等8个层面。

习近平还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他说，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

虽然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但一个时代总有它的最强音，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时隔三年多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正体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启发之下，160多国政党“共谋人民幸福”的合声。

一个英国老人的直言

稍早之前，150多名共产党或工人党的代表，参加了中共在线组织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来自摩尔多瓦、南非、古巴、意大利和越南共产党的发言者，在5月27日全天研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这样的党际研讨，发生在中共建党百年和抗疫成绩斐然的背景下，显示中共经验的外溢已经成为一种互有需求和水到渠成的表达。

现年69岁，自1998年起担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罗伯特·格里菲斯，是上述研讨会的27名特邀演讲人之一。他的发言提到：

一个时代总有它的最强音，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时隔三年多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正体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启发之下，160多国政党“共谋人民幸福”的合声。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们的快速发展仍然是定量的，基于廉价劳动力、低安全性和低环境标准、丰富的原材料和低关税。它们未能或拒绝考虑质量问题。许多国家从属于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甚至受制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可能制定全面、有计划的战略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熟读卡尔·马克思著作、曾多次应邀访华的罗伯特·格里菲斯展开说：“中国的新发展模式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由习近平提出、党中央和政府采纳的高质量发展，关键特征是创新、技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能效、产品优质、奖励分配更公平。虽然现在资源分配的首要地位在于市场，但国家及其执政党的宏观经济管理不仅得到保留，而且得到了加强。”

这位意识到“中国经过几十年努力，使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之“举世无双成就”的老人认为，中国向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过渡，已与社会和文化发展相结合，最显著地表现为消除绝对贫困和尽量减少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他进一步表示：“在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丝路精神中，这一转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具有了国际维度，在与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合作中，正促进高质量发展及其回馈。”

“发展中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可以从这种模式中学到很多东西。它的重要方面，甚至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如英国。”罗伯特·格里菲斯接着批判道，“在这里，伦敦金融城和资本主义市场力量对我国国内经济的主导，加上缺乏跨境资本管制、中央经济规划和大型现代公共企业，造成资源严重错配，部门与区域深度失衡，以及国内工业投资和生产力水平低下。”

这些发言内容，刊发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的一个专题网站上。该部门是负责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成立于1951年，目前和世界上164个国家的544个政党、16个国际和地区政党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最新的世界政党峰会，便是由中联部牵线促成的。

作为“世界最大政党”的国际部门，中联部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布局“抓政党”，围绕中央治国理政的需求“抓调研”，着眼于国家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抓人脉”。与外交部相比，中联部平时显得低调，但这也成就了它的特色，比如在对外交往方面突出“党政并蓄、朝野相济、官民兼容”。

广泛延伸的党际网络

党际交往为全球政治精英搭建了一个广泛延伸的网络。自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大了与其他各方联系的努力。黨际交往不是直接处理两国事务，而是通过对话和思想交流来塑造合作空间及软实力。

如今，中国通过分享其经济现代化、国家稳定治理和数字化抗疫的经验，吸引着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目光。这其中，关于管党治党的经验分享，以及适合以政党渠道传达的信息，大都是在中联部汇聚、转发。比如去年3月11日，中联部致信60多国的110多个政党的领导人，介绍中国防控新冠疫情的经验做法。

根据牛津大学《国际研究季刊》去年第三期的梳理，中联部除了与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的执政党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外，还与柬埔寨人民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及非洲的长期主导性执政党（如南非“非国大”、苏丹全国代表大会党等）等有着密切往来，而来自经合组织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多个政党，都与中方有着友好关系。

不难理解，在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推进政党外交，需要克服相当大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圈”越来越广，说明超越意识形态歧见的务实合作，是国家间难以阻遏的潮流。

国际格局质变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在冷战后积极主张多极化和国际体系改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在5月 29日“建党百年：世界眼光与全球话语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当前的国际格局变化不是简单的量的变化，而是结构性质的变化，国际主要力量对比正在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加速前进。”

杨洁勉主任提出了“国际多极化”定型于“多极格局”的趋势判断。“多极格局”是否已经昭然若揭暂且不论，“国际主要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加速前进”这一点，颇有抗战时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况味。这并不意味着胜利唾手可得，反而预示着更加激烈的中美斗争和更加绵密细致的争取人心的工作。

在需要“周公吐哺”的时期，政党外交作为一种公共外交工具也重振了活力。

在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推进政党外交，需要克服相当大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圈”越来越广，说明超越意识形态歧见的务实合作，是国家间难以阻遏的潮流。

自201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定期与欧洲议会的政党举行会议。它赞助中国—拉共体政党论坛，并在“17+1”框架内定期与中东欧国家的政党举行会议。这些不同的多边努力，使中方能够以高效的方式同时与许多缔约方接触，甚至触达一些与中方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政党。

2017年，中国共产党和来自120多国的近300个政党和组织在北京聚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说，中共准备“结交更多世界朋友”，预备在未来5年接待1.5万名来华开展党际交流者。

作为广交朋友的一个例证，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其联盟伙伴公明党以及当时的主要反对党民主党，都有较多往来。当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紧张时，即便双边外交关系暂时冻结，政党沟通渠道也依然敞开，并屡次发挥转圜的作用。

而亚非拉一些在本国占主导地位的政党，特别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能够长期执政的方法，尤其是在干部选拔、纪律督查和反腐败斗争方面的经验。因此，自2014年以来，干部培训成为中共与亚洲和非洲一系列其他政党关系的一部分；而在宣讲中国的政治经验、参与解决世界问题时，中共也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放。

上一次国际格局质变，是因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那之后，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利加乔夫自问：“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导致世界超级大国崩溃，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并将俄罗斯扔进了资本主义阵营，而中国的改革，却能把国家引向建设、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道路，最终把中国变成世界大国？”他认为，首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新的国际格局转折期，中国共产党期望“不断提高党处理复杂国际局势和事务的能力”，发扬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迎难而上的精神，并且根据“党对党交换意见”的基本设定，让其他政党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而在疫情等重大历史考验面前，携手渡过一个个急流险滩。

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疫情是当前最大的国际政治，在特效药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情况下，许诺向全球供应疫苗，成为美、印、英、德等国努力的方向。今年的七国集团会议，也姗姗来迟地承诺将向全球捐赠至少10亿剂新冠疫苗。

中国作为疫苗生产大国，累计施打的新冠疫苗剂次（已逾13亿剂）约占全球四成，更有动力推进疫苗援助。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体化疫苗供应，与他国疫苗由私营公司主导生产、政府和中间商竞相采购的“两分开”格局，还是存在较大不同。

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企业—印度血清研究所，名称听上去好像事业单位，其实是一家私人家族企业，其拥有者是印度第六大富豪。该企业原本承诺向中低收入国家有偿供应至少20亿剂新冠疫苗（大部分是替英国阿斯利康、美国诺瓦瓦克斯等西方药企代工的），并在今年年底之前交付。但印度第二波疫情的暴发，以及美国的关键原料出口限制，使这一切化为泡影—在优先供应本国的指令下，按时交付他国订单成为奢望。

相比之下，中方平衡国内需要和国际义务的能力和纪录，更令受援方放心。在保障生活和医疗物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医用氧气、检测试剂盒、疫苗等）充分供应的基础上，中方利用手机实名制、大数据追踪、小区封控、健康码和人脸识别技术，保障了抗疫、复工两不误。而自疫情向全球蔓延以来，中方已向近100个国家提供疫苗，并向400多个政党提供了疫情防控方案和诊疗计划。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对外提供新冠疫苗最多的国家，还在同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联合研发与合作生产。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21日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会时，强调要摒弃“疫苗民族主义”，坚持“公平合理”，弥合“免疫鸿沟”，从而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当时，中国已向本国以外的全球市场供应了3亿剂新冠疫苗。而今，这一数字逼近5亿。

“大国要负起责任，多提供一些疫苗给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认识，也是中国自身抗疫经验的升华。在去年全国医护驰援湖北、平息疫情之后，人们就意识到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性。而今，纵然做不到全球一盘棋，中国也尽量帮助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和新一波疫情凶猛的国家，以免病毒异域进化后再倒灌回本土。

5月26日，尼泊尔几个主要政党通过视频，和中共举行了一次党际协商。随后，尼泊尔女总统班达里致电习近平主席，就国内疫情告急求援。当晚中方即宣布：“在赠款援助下，中国将向尼泊尔提供100万剂新冠疫苗。”

尼泊尔过去一直依赖印度提供疫苗，但现在发现中国比印度更可靠。通过疫苗援助，中方在与南亚小国、太平洋岛国和拉美国家的政党交往时，可以摆脱对方地区所谓“后院政治”的纠缠。

而在特定国家之间，传统党际关系也有助于“国际政治营销”。中越两国共产党间成熟、亲切的交往话语，对两国关系起到固本、调和、缓冲的作用。在第三方虎视眈眈下，中国及时以50万剂国药疫苗驰援“防疫神话不再”的越南，旨在巩固两党交情，促进双方的民间友好。

疫情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共苦共患的社区。中方“雪中送炭”的疫苗援助，无疑是在替这个“社区”尽一份绵力。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对外提供新冠疫苗最多的国家，还在同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联合研发与合作生产。而在声势浩大的世界政党峰会上，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俨然成为人心所向、党之共情。这幅更友爱、更和谐的世界未来图景，有待于人类协力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