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退出生活

黄靖芳

计划经济，曾经是几代人的集体回忆。如今，它已经渐行渐远。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票与证的日子

王伟1968年出生在珠三角的一个农村，他排行家里老二，也是唯一的儿子。一家七口人，计划经济时代过的是紧巴巴的日子。

珠三角农田肥沃，水源充足，但眼之所见的资源并非都能由自己主导。改革开放前的生活由票证主导：买布做衣服要布票，买肉要肉票。家里会养家禽，但数量不多，顶多是数量不能超过五只的鸡和一头小猪，等到年关将近，长大了的牲口就会被拉去食品站宰杀。

那时候私自宰杀是犯法的，童年时期的王伟记得，上交食品站后会分得一点部位，比如猪脚。他很喜欢在那时跟着父亲出门，因为收购站的对面就是一间茶楼，只有每年的这个时候他才能被允许买上一只叉烧包解馋，这能让他开心好长一段时间。

农村的家庭，自己会种上好些蔬菜，这是日常生活里主要的口粮。要想吃鱼，只能偷偷摸摸地操作，比如趁下雨天到鱼塘边看能不能捡回一两条死去不久的家鱼，如果用手摁一摁肉还结实的话，就能带回家晒成鱼干，用来下饭是一顿美味。

事实上，由于地区的差异，关于计划经济的记忆横跨了好几个年代。秦雪是东北人，尽管在她出生的1986年，社会生产力已经大有提高，市场经济的气息已经渐渐萌芽，然而她对物资紧缺的印象还是记忆犹新，“什么东西都是紧缺”，要想去供銷店购置物品得赶早，“去得晚就没了”。

数年前，有一阵BBS论坛上掀起了80后的零食回忆潮，她发现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高度统一，像唐僧肉、玉米棒、小淘气糖等零食，几乎每个人都脱口而出，仔细想来，不过也是那个年代生产资料有限、娱乐方式有限的侧面印证。

2019年，一本名为《票证里的中国》的书出版，作者李三台展示了他收藏的两万多枚票证，不仅有我们熟悉的各类粮票、布票、家用杂物票，甚至连“大粪票”也曾经存在过。

这是因为农业增产离不开肥料，在计划经济年代，化肥还很稀有，人畜粪便成了绝佳选择。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得凭粪票才能获得这些天然肥料，而生产队则凭粪票进城拖粪。

票、证是结合在一起的管理方式，花样繁多的证明文件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凭证之一。中专毕业后，王伟被分配到城区的一间制衣厂，这个工作单位承担了他生活的大部分职能。当他在准备1994年结婚时，首先需要单位开出结婚证明，证明的内容是确认他所属的单位、职务，只有准夫妻双方拿到了证明，才能去登记领证。婚前还有婚检项目，没有获得准生证的婚前怀孕行为不仅在道德上不被接纳，还要扣上几千块—这是很多人一年的收入了。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被“计划”的年代。王伟刚进厂，被划归进了最低级别的干部标准，每个月能分到20斤的大米和70元工资，奖金则有两百多块。当时来说，这份工作属实体面，只要能进入一家颇有规模的国营企业，生活中的大部分物质条件都得到了保障—尽管现在看来这种保障是低限度的，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已经绰绰有余。所以王伟说，那时候，社会上用“金饭碗”称呼公务员，用“铁饭碗”称呼工人。

这些，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缩影。

决策动机

回过头来看，作出计划经济的决策，是新中国建国之初主观和客观形势使然。

经过近半个世纪战乱，新中国的成立尽管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但经济水平其实相当疲弱。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占比中，工业为30%，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而传统的农业占比高达70%。从具体的产量来看，当时的钢产量仅为15.8万吨。这是一个什么概念？202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超过10亿吨，刷新了记录高位。钢铁与工业的发展以及几乎一切基本建设，都有密切关系。这样贫瘠的产量几乎很难支撑中国想发展任何工业的念头。

社会主义新中国具有的政治优势，有利于计划经济的实施，执政党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1949年后，新中国通过接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用计划的方式管理经济事实上已开始逐步实行起来。

《新湘评论》曾刊登过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计划经济的具体执行方法。其中提到，中国采用的执行方法主要是从苏联学来的产品平衡法。以女性发卡为例，做生产计划时，首先要对全国妇女的发卡用钢情况进行测算。近6亿人口约有3亿女性，除了小女孩以外，成年女性都需要发卡，一个人需要几对发卡，换算成需要的钢铁量，由此确定生产发卡需要多少吨钢。

发现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高度统一，像唐僧肉、玉米棒、小淘气糖等零食，几乎每个人都脱口而出，仔细想来，不过也是那个年代生产资料有限、娱乐方式有限的侧面印证。

以此类推，当各行各业都计算出需要多少钢铁后，海量的信息汇集到国家计委，形成一个钢铁生产计划总量。随后，又根据钢铁生产总量的需求，来计算需要多少煤、多少电以及相应的交通运输能力。有了各行各业工业品生产需求的总数后，接下来就要计划需要增加多少工人和城市人口，需要多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保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