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与虚构：作为一种历史反思的档案艺术

当代西方档案艺术的理论源头与灵感源泉，无疑要到弗洛伊德那里去找。1925年，弗洛伊德在《关于神秘写字板的笔记》中提出一个类比，即人的记忆可比之于儿童可重复擦除的写字板。人的记忆就像写字板，可不断记录书写的痕迹，而这种书写就类似于档案实践：它在帮助我们抵抗遗忘的同时，也避开了时间的通道（passage），即时间性本身。[1]尽管弗洛伊德的本意不在于阐明记忆与档案之間的深层关系，但他的“写字板喻”及其操作方法仍给档案艺术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苏珊·希勒尔（Susan Hiller）就认为档案艺术家类似于收藏家，其收集的东西最终转变成记忆的手段，收藏家通过藏品而构建私人档案。她将这种操作称作“通过对象而工作”（working through objects），即意欲“通过”对象而寻求不朽性和意义。由于希勒尔本人的考古学专业背景，她声称弗洛伊德也应用了一种“考古学隐喻”，即通过挖掘碎片而重构过去。一定程度上，希勒尔指出了当代档案艺术的一个通行方法，即像考古学家那样穿透地表去寻求残留物，然后定位这些残留物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如果说记忆是过去留在人的心灵中的痕迹（trace），那么档案可以视为记忆的物化形态，或者说物质化的记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将记忆分为直接记忆和间接记忆，他认为在当代间接记忆早已转化为历史，即一种档案化了的记忆。也就是说，在过去记忆和历史是可以区分的，而现在我们则只拥有被历史吞噬了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