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书手考

⊙ 黄玉岩 王永平

作为春秋时期重要的官方文书，盟书的书写者似乎早有定论。《周礼•春官•大祝》中说大祝作“六辞”，其四曰“会”，郑玄认为“会”是“会同盟誓之辞”。《周礼•春官•诅祝》对诅祝的职责进行明确：“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贾公彦疏曰：“作盟诅之载辞者，为要誓之辞，载之于策，人多无信，故为辞对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国之信用。”[1]而对通常意义理解的“司盟”一职，《周礼•秋官》曰：“司盟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郑玄注曰：“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由此看来，司盟是整个“盟誓”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故《周礼•春官•诅祝》曰：“司盟直掌盟载之法，不掌祝号与载辞，故使诅祝掌之。”[2]因此，张颔在《<侯马盟书>文字体例》一文中指出：“《侯马盟书》的辞文出于当时‘诅祝’人之手。”[3]

侯马盟书共出土5000余件，可辨识文字者有656件。这些文辞格式类同、书写风格迥异、历时较长的盟书会全是由“诅祝人”书写吗？特别是在“世道交丧，盟诅滋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背景下，侯马盟书这种“卿大夫之间”，甚至是盟主人与低级朝臣、家臣、同宗族人之间的盟誓，会按照正统盟书形式组织，由专职人员进行书写吗？这些问题似乎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誓与盟

“誓”“盟”“诅”是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之间为维护共同利益而举行的活动。《礼记•曲礼下》曰：“约信曰誓，莅牲曰盟。”东汉郑玄注《周礼•诅祝》云：“盟诅主于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