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
在读者、学界的印象中,山西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本营”。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当代,概莫例外。这个认知没有错,但却是偏颇的。就拿山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说,那么多作家作品,能数出几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不是浪漫派作家,就是现代派作家。或者现实派兼浪漫派、兼现代派。而本色的、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家,似乎只有田景福、穗青两位。而这两位作家建国后基本停止了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中影响有限。但正是这两位作家,拓展出山西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河道,展现出现实主义小说的力量和魅力,乃至到40年代的抗战文学时期,引来了山西不同形态的現实主义文学的交融、汇合,使山西现代文学呈现出一个“黄金时代”。
山西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中的一方“重镇”。在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革命蜂起、文化裂变的背景下,却完成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1933年,鲁迅在给山西一些文艺家的信中说:“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1] “开垦时代”这一概念,概括的是山西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的文艺状况。鲁迅身边有许多山西作家,他对山西新文艺是谙熟的,不经意间就道出了山西新文艺的状态与特征。从30年代初期到抗战之前,山西文艺界可谓风生水起,新变多多。新的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不断涌现;多种文艺形式如话剧、电影也发展起来;一些进步的、革命的报纸、刊物,大力倡导新文艺,开展关于“通俗化”“大众化”、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讨论,深刻地影响着山西新文艺的创作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