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功利主义与钱玄同偏激的语文观

高建青　周雅春

摘要：钱玄同向来给人以偏激的印象，但他又一身而兼具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多重思想面相，且时常在复古与反复古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这种“自由的偏激”与他执着于墨学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密切相关。墨学功利主义是促成他激进的语文观乃至偏激的行事、言说风格的决定性思想资源。具体到他的语文观中，不管是“白话”“世界语”，还是“罗马字母”“简体字”，他所坚持的新文化运动和国语运动理论的最后底牌都是对国家、社会、民众的“功用”，“便利”“適用”是其思想表达的核心术语，“急功近利”正是对其偏激语文观的最确切的注脚。

关键词：钱玄同;功利主义;语文观;偏激;适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主义与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研究”（16BZW13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语言哲学视域中的近代白话文学思想研究”（ZGN17112）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7-0097-06

作为五四前后国语运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等各条战线上的急先锋，钱玄同激进的反传统、主欧化姿态，特别是他咒骂式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废灭汉文”等论断，至今仍招致批评者“轻薄浮泛”“矫枉过正”① 的批评。可以说，偏激几乎成了钱玄同的不二标签。当然，在承认其偏激的同时，也有人注意到了钱氏偏激的丰富性、包容性。实际上，偏激的钱玄同颇有点“长路漫漫上下求索”的思想彷徨，纵观其在辛亥至五四前后的思想历程，这个激进的斗士时常在复古与反复古、革命与改良之间寻求“衡平”而崇尚“太丘道广”②，国粹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诸多思想面相反复呈现，有时甚至出现戏剧性反转，显示出思想的极大自由度。这种“变脸”式的激进思想转变动因何在？主张“古、今、中、外、文、白、官、土”无不可用的小学大家，何以又要“废灭汉文”？这种激进的语文观的思想根柢究竟为何？墨学功利主义或是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

一、“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功利观

墨学是在清代重新被发现的思想传统。从乾隆年间汪中初治墨学，到光绪年间孙诒让集成《墨子间诂》（1893），再到章太炎的《訄书》（1900）及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1904）、《墨子之论理学》（1904）等，墨学在晚清时期的复兴已成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墨学在近代的“复活”，与前述“经世致用”之风乃至乾嘉朴学盛行密切相关，“补弊扶偏”“新国新民”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愿望，而墨子倡导的“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实利主义”思想与晚清以降流行的这些济世救国理念皆能暗合;另一方面，墨学思想的重新发现也与晚清时期人们对约翰·穆勒、边沁等人的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接受有关。以梁启超为例，他是在汲取了日本的墨子研究成果后而对墨家的兼爱、利他、非乐等精神加以阐扬的，并明确指出，墨学“凡事利余于害者谓之利，害余于利者谓之不利”的思想，“与近儒边沁氏比较苦乐以为道德之标准者正同”③。事实上，严复于1899年就开始翻译约翰·穆勒的《自由论》（即《群己权界说》），并于1903年出版，梁启超、鲁迅等当时的知识精英得以先后接触到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并藉此涉猎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应属必然。如鲁迅《摩罗诗力说》就曾说道：“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④

钱玄同的确很早就借助严复的翻译接触了穆勒、边沁等人的学说，在《论几何学及论理学书》中自言“穆勒之《论理学》，我见过的就是严又陵的译本”⑤，在日记中也载有购买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的记录，不过他对当时盛行的西方功利主义学说并不完全认同。他在1908年2月23日的日记中说：“功利主义之《天演论》几为家弦户诵之教科书。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故吾侪宜亟以无政府主义之书药其毒云。”几天后又写道：“今之伦理学，皆偏重个人（自私自利）、国家（强权功利）论理，此极不然（反于进化）。”⑥此间不难看出他对西方功利主义的不满。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把钱氏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西学传播直接附会，而指认其与墨学的亲缘关系更为妥当，尽管近代墨学功利主义的发生一定程度上也是“西学中源”的产物。

有关墨学在近代的复兴及其对钱玄同的影响，刘贵福在《钱玄同思想研究》一书的附录中有专文申述，主要谈到了钱氏对近代墨学的接受以及墨子的“兼爱”“尚同”“非乐”等思想对他的影响;杨天石整理的《钱玄同日记》附录中也有一篇《论钱玄同思想》，对钱氏“想学墨子的长处”也有述及，但并未展开;李可亭、倪伟等学者对钱玄同思想也有相关研究，惜乎对钱氏与墨学之关联着墨不多。作为专门的“思想”研究而仅仅“附录”，且大多是转述黎锦熙传记中的观点，不难看出，钱玄同与墨学的关系在各家的认识中均不占中心地位。他们更多的是将墨学视为钱玄同所服膺的各种思想——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之外的一股支流，因而仅仅只是“附录”补记或片段叙述。本文并非专论钱玄同思想，无意于复述钱玄同对墨学“功利主义”思想元素的消化与吸收，或是确立“功利主义”在钱氏思想中的“中心”地位，只是试图表明：墨学的“功利主义”是促成钱玄同激进的语文观（当然也包括他略显偏激的行事、言说风格）的决定性思想资源，“功利主义”与其它“主义”在其思想链条上并非并置关系，而是一种包容关系：以墨学之功利主义来包容、理解其它思想中的合己成分。他可以在复古与反复古之间徘徊，也可以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往返，当然也可以由无政府主义转向自由主义，但是他的思想底色始终是民族、国家之“公利”。不管是“白话”“世界语”，还是“罗马字母”“简体字”，他所坚持的新文化运动和国语运动理论的最后底牌都是对社会、民众的“功用”，“便利”“适用”是其思想表达的核心术语，而“急功近利”正是对其偏激语文观的最确切的注脚。

二、“中外古今派”的“适于实用”

1926年，钱玄同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可是我是绝对的主张‘今外的，我的‘古中，是‘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换言之，‘受过今外洗礼的古中。我不幸自己不懂‘今外，但我总承认‘古中绝非今后世界之活物。”⑦ 这段话通常被认为是钱玄同自由主义思想的标志性表达，这当然没有问题。不过，除了前面自我指认的中外古今“万物玄同”的自由主义倾向之外，钱玄同对“中外古今”的解释其实还有另外的意向。“今外”是他“绝对的主张”，而“古中”主要是为“今外”服务的，概言之，就是“古為今用”和“中为外用”。不难看出，在看似“太丘道广”的自由选择中，钱玄同明显还是带有强烈的偏向乃至执其一端的主观合目的性。

就在同一封信中，钱玄同还明确表示“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要不得”，并宣称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⑧，这里却又使用“绝对的主张”和“绝非今后世界之活物”等极端措辞，暴露了他无意识的“一尊”于“今外”的偏执思想。

必须指出，钱玄同的确给予了“古中”最大限度的包容。1916年以前“专以保存国粹为志”⑨ 的复古情结自不必说，即便是在主张白话文学态度最激烈的文学革命运动时期，他在反文言的同时也主张“把古文和白话夹杂起来，自由使用”⑩，而在转入“古史辨”运动时则一边“疑古”一边“存古”甚至“师古”，显示出更高的自由度。然而，不得不说的是，任何时候钱氏对“古中”的自由选择，都是以“经世”或“致用”为目的的。对于笃信进化论的钱玄同来说，他所认为的“古”与“今”可以直接简化为“旧”与“新”，他相信“世道必进，后胜于今”{11}，世间一切“民物”都不可能“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12}。因而无论是疑古、反古还是复古、存古、师古，“古”都是服务于“今”的。同样的道理，“中”也是为“外”服务的，这种“全盘西化”的执念看似蛮横，但从钱玄同“尊今”的观念来看，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13}。在他看来，“今”与“外”才是相“适用”的。这种“尊今”的态度在同时代的鲁迅、周作人等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比如鲁迅在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中就说过：“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14} 只不过鲁迅这里的“尊今”是以绝对的反古为参照的，而钱玄同的“尊今”则不仅可以反古、疑古、废古，也可以复古、存古、师古，前提是这个“古”在当下能够“适于实用”。换言之，“适用”的功利主义原则才是作为“中外古今派”的钱玄同的价值判断标准。

“适用”大概是钱玄同所有文章、书信、日记等述学文字中运用得最普遍的一个词语。有时为了表达得更为精准，他会采用“适于实用”“适于应用”“切于实用”等类似的说法，偶尔也会用“致用”“功用”“便用”等相对模糊一些的措词，但其意旨都是为了说明所指之物事对国家、社会或群体（有时也指向个人）的功用价值及利益诉求。这种“修辞”模式很容易让我们归结为钱玄同的语言文字的工具论思想广泛存在于《新青年》同人特别是胡适所信奉的实用主义所致，但这不是全部。钱氏工具理性的背后多少还是包含着一点价值理性。他不仅是纯粹追求工具、器物的简单可用或日常功用，同时还关注工具背后的“人文”价值。钱玄同有一段话专谈“工具”：“工具本是给人们使用的东西，但使用之必有其道。得其道，则工具定可利人;不得其道，则工具或将杀人。”{15} “利人”与“杀人”，全在工具使用适当与否，可见，“适”比“用”要重要得多。沿此思路继续深究下去，则不难发现，这种“利人”的工具适用性自然不是指一己之利，也不会止于一般意义上的功用，而往往潜藏着于国于民、于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是那种大利天下的人间情怀。这与他的“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墨家功利主义思想是相通的，因而“适用”一词成为他语文观乃至全部思想表达最普泛的词汇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据笔者对《钱玄同文集》所做的不完全统计， 在其略显庞杂的述学文章中，“适用”一词的使用频率高达160余次，尚不包括“适于实用”“适于应用”等类似的表达方式，如果将明显与“适用”意义相近的词语用法也考虑在内的话，则更是高达230余次。这些词语散见于文集的第一卷《文学革命》、第三卷《汉字革命与国语运动》和第四卷《文字音韵与古史经学》所收的近百篇文章中，往往是在谈到白话、国语、世界语、简体字、古代典籍与外来思想等相关概念时就会出现类似“适用”与否的判断，其它三卷主要收录“随感录”、书信及学术专著等杂述则很少使用这一类词语，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钱玄同的“适用”主义更多指向的还是其语文观，或是与其语言、文字和文学观念相近的思想内容，比较典型的如《〈章草考〉序》《汉字革命》《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等文章，专谈简体字、世界语、国语罗马字等如何“适用于今”的问题，因而文中遍布“适用”“适于应用”等字眼，其中，《〈章草考〉序》一文中“适用”一词就出现了14次，而近义词“适于实用”“切于实用”“便用”等也出现了12次，是其所有文章中使用“适用”相关词语最多的一篇。

另一个值得特别提到的词语是“便利”。与“适用”相比，“便利”一词其实更能凸显钱氏功利主义的实利导向。墨子讲兼爱、利他，“爱”“利”合一，“义”“利”同体，强调的是一种群体的公共之利，或是个体行为的正当性和效用性，只有落实在“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层面上的行为和思想，才是正当的或有用的。所谓“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6}，因此，于国于民有用、有利的“便利”行为才是合理的、应当的。钱玄同特别喜欢用“便利”来说明某个概念或事件的正当性。同样是基于《钱玄同文集》的粗略统计，“便利”一词出现的频率高达81次，主要集中在《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国语罗马字》等讨论语言、文字改革的文章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适用”“便利”等词语不仅遍布《钱玄同文集》，也广泛存在于《钱玄同日记》中，且与文集中的词语使用情况类似，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语涉世界语、国语罗马字及汉字简化等问题，可见钱氏的“适用主义”是与其语文观密不可分的。

当“适用”“便利”的功利主义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人生观”来遵循的时候，钱氏语文观的偏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钱玄同看起来是个“中外古今派”并经常自由切换自己的思想，博采古今中西，兼收各种“主义”，好像并非要成为什么“主义”的信徒，他在“主义”的取舍之间始终坚持“为我所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总有不同的主义可以“适用”。可是，只要我们不对钱玄同思想的偏激抱有成见，就可以更为理性地认识到，钱玄同看似无可无不可的“太丘道广”，其实潜藏着定于“功利主义”之一尊的“专制”暗流，在“自由”与“专制”之间，钱玄同往往以“两极分化”的态势来延展其思想的张力。这与朱熹理学思想中的“理一分殊”或佛教中的“一多相摄”大致相类，“功利主义”是作为本体的具有统一性、普遍性的“一理”，而其它“主义”则只能“降格”为这个“一”所统摄下的“多”或“分”，也就是具体之“用”了。因而，复古与反复古、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与自由主义的保守，这种“两极分化”甚至多极化的思想徘徊最终都归于“功利主义”之一极，从而给人以易走极端的“偏激”印象。这种“偏激”和“功利主义”的交互作用，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钱玄同非比寻常的“急功近利”。

三、“石条压驼背的医法”的急功近利

偏激是晚清民初时期的时代病。鲁迅敬告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和“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著名论断，以及早期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也”{17} 的决绝态度，都是这一时代病的绝佳症候。就连一向以维新改良著称的梁启超也动不动就喊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革命”口号，并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18}，这种翻转文学观念的偏激程度丝毫不逊当时的革命派。继之而来的则是文学革命、汉字革命、思想革命等各种“革命”话语的爆发，胡适一开始小心翼翼地刍议文学“改良”，陈独秀马上就改换成文学“革命”论的大旗，于是胡适也顺势谈起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足可见出“革命”话语在当时大行其道，同时也表明，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下，生活中偏于温和或思想并不激进的人也喜欢说一些“偏激话”，并非是真的喜欢，而是因为偏激的话语比温和的主张要“管用”得多。鲁迅在《无声的中国》的演讲中就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9}鲁迅接下来所举证的“拆掉屋顶”的激烈主张就是钱玄同的“废止汉字”，并认为是钱玄同的激进主张使得白话文“减去了许多敌人”遂得以流行，这虽然不一定符合实情，但却坐实了钱玄同的“偏激”。与此相对的是，与钱氏关系最密切的周作人、黎锦熙等人却又评价他“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看起来颇有一点矛盾难解，其实不然。“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实际上就默认了钱氏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印象，而所谓的“平正通达不过”反倒并不一定是“真实”的钱玄同，更大可能还是朋友之间长久默契之后的宽和体己之语，也有人死之后盖棺论定的敬语谦辞成分在内。毕竟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钱氏的性格并没有表现出一般人的温和平正。有力的证据是，留日时期的钱玄同在听章太炎课时，常因坐不住而在坐席上爬来爬去故而被鲁迅戏称为“爬翁”，后来同门黄侃又与其性情不合而称他为“钱二疯子”，足可见出生活中的钱氏性情之急切、激烈的一面。因而尽管我们说晚清至五四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人人都可能沾染一点偏激的时代病，但钱玄同的偏激明显超过了同时代人，显示出“偏执”而又“过激”的个性特征。

执于一端而少转圜的“偏执”是钱玄同不同常人的偏激的主要表现。单从语文观层面看，前述执着于“适用”“便利”的功利主义思想就是其最大的“偏执”。钱玄同一生思想几经反复，常“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20}，在复古与反复古、自由与保守之间随意切换，但他并没有执两持中，而是像钟摆一样在两极之间有规律地摆动，每一次摆动都是从一极到另一极，“一条道走到黑”，不会居中停留，而支配这一思想摆动的“规律”就是“功利主义”。正是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支配下，钱玄同的语文观才会不断调整，而每一次调整都示人以绝不回头的决绝态度，“变脸”之迅速与彻底让人始料未及。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有所觉悟。在1919年元旦的日记中，钱玄同简单回顾了他自1900至1918年的思想变迁史，并写道：“这十九年里头，思想屡屡变迁，自己也记不清楚”{21};而在1922年的岁末（12月30日），他又不作任何铺垫地突然记录了自己思想转变的流水账簿，大致如下：1903年以前尊清;1904年以后排满。1908—1913年主张复古音，写篆字;1918年以来主张用破体小写。1912—1915年主张复汉族古衣冠;1916年以来主张改穿西装。1909—1915年主张遵修古礼;1916年以来主张废弃古礼。{22}

当然，钱氏思想的“钟摆”现象远不止他自己开列的这几条，诸如：1910年宣称“中国的纪年，除了用共和之外，是别无他法的”{23}，而1919年主张“中国应该爽爽快快用世界公历纪年”{24}。1907年看《新世纪》“觉其议论过激，颇不谓然”，而1917年则谓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极有价值之报”。1908年骂江声、王照等国音字母改革者为“王八蛋”，并认为“拟用万国新语代汉语”为“可笑之事”{25}，10年后则自己成了主张世界语的急先锋，并称“除了提倡改用Esperanto，实无别法”{26}。1909年日记中载“文字一灭，国必致亡”，而到了1918年则“认定汉文必当废灭”{27} ……如此“打脸”式的思想反转，在钱玄同的文字表述中比比皆是。尽管我们可以将这种“钟摆”现象解读为思想的“有限自由”，但综合前言，将其“左右摆”看作以功利主义的适用、便利原则为鹄的的规律运动似乎更合实情。

毋庸讳言，钱玄同的“急功近利”在当时是罕有其匹的。这当然不单指其性情的激烈，更主要的还是其彻底的功利主义取向。“过激”只是他的斗争策略，而“功利主义”才是其“根本解决”之最后底牌。客观来说，钱玄同的语文观并没有独到的创新之处，他的每一项主张几乎都是前人的“加强版”，但最后往往是他成为了话题人物，比如“世界语”“废汉文”“简体字”“古史辨”等，一方面的确是因为他“调门高”，经常用“过头话”把话题推到极致;另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他“知”了便“行”，张扬理论的“适用”性并急切地实践其“功利”，彰显出一种极致化的“效益主义”的“急功近利”。从“世界语”的提倡到“简体字”的推行，他的思想推进的每一步都带有墨学的功利主义痕迹。钱氏早年追随章太炎，受其小学观念及种族革命思想影响，把漢字与汉民族的存亡绑在一起，认为“我国文字发生最早， 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拔弃，是自亡其国也”{28}，以文字为维持种姓之“用”的意图明显，因而极力反对吴稚晖和《新世纪》派的“世界语”主张。然而经历了袁世凯、张勋的两次复辟之后，他认为中国文字“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29}，从而转向“废灭汉文”，竭力提倡“世界语”。此时他对“世界语”的态度转变，完全是出于“世界大同”的“言文一致”想象，是希望借助语言的“世界化”走保国救国之“终南捷径”的急切反映。只是这一步走得太急了，引来了众多敌友的批评或劝谏，以至于连为之辩护的陈独秀都称之为“以石条压驼背的医法”。

通常认为，钱氏在接受了各方意见后对此有所“反省”，于是调整为鼓吹“国语罗马字”及其它汉字拼音化、简体化主张了。与“汉字革命”的决绝与偏激相比，退而求其次的“国语罗马字”和“简体字”等就成了与现实“妥协”之后的权宜之计，似乎没有了那种“石条压驼背”的急功近利。这种说法多少有点想当然。从时间上来看，世界语、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理论主张并不存在相互关联的线性发展关系，也不存在彼此取代的逻辑关联，“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30}是可以并行的。实际上，钱玄同在1918年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就提出了废灭汉文改用世界语的意见，但直到1923年才明确宣称“汉字革命”，而在此前的1920年又提出了减省汉字笔画的方案，不过真正投身“简体字”的改革实践则集中在1930年左右。如此繁复地强调这一点，只是为了证明“国语罗马字”和“简体字”等并非钱氏“退而求其次”的妥协，而是一种积极的“迂回战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掺入“世界语”成分，逐渐形成“二汉八洋”“一汉九洋”“无汉全洋”{31} 的局面，从而变相实现“废灭汉文”的目标。用他自己的话说，“世界语”与“简体字”等的区别是“治本的办法”与“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而“治标的办法”，也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32}。在他看来，“标”“本”是必须兼治的，“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当此过渡之时，汉文尚未废灭，便不可不想改良的办法”{33}。质言之，作为理想的“世界语”是必须坚持的“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而“国语罗马字”和“简体字”等“当务之急”也是刻不容缓的“汉字之根本改革”，后者不仅不会消解钱玄同在语文观上的“急功近利”的偏激与坚执，反而可以进一步彰显他在汉字革命的“功利化”主张上的急迫与焦虑。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急切的实用主义和功利化表达，正是钱玄同持守墨家“非乐”思想的结果。钱玄同受墨子“非乐”思想影响极深，他虽然知道“非乐”的短处，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既想学墨子之长处，则其短处自亦不觉沾染。墨子非乐，即其不明美术作用之点。”{34} 这里的“美术”即指一切审美的艺术。“不明美术作用”就是对包括语言、文学在内的审美活动的忽略。他提倡章草以简化汉字，只是因为“文字本是为实用而作，所以虽然亦应求美观，而美观终是第二义。第一义应该求适用，字体画一，实为适用的条件之一。”{35} 在调适“功用”与“审美”的过程中，墨子“非乐”带来的功利主义终究还是居于第一义，从而消解甚或取代了“美术”的审美属性。

四、结语：“始终是一个功利主义者”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曾说，“墨学道德标准的根本义”就是“以中不中用为应做不应做的标准。凡评论一种事业、一种学问，都先问一句：‘有什么用处。”{36} 不得不说，钱玄同完全套用了墨子的标准，并把这个标准上升到人生观来遵循，以功用作为衡定现实人间一切事务的出发点和“最后底牌”，他的思想也因其彻头彻尾地执于墨学功利主义之一端而走向偏激。具体到他的语文观，“废灭汉文”论与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理论，白话体新文学与整理国故的主张，看起来彼此抵牾扞格，但他却能自由游走其间，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他思想的善变与取巧，而恰恰是他执守于“适于实用”的语文改革实践的结果。语言、文字乃至文学文体，在他眼中都是“摩顶放踵利天下”的致用工具，“适于实用”或类似的概念也因此成了钱氏语文观相关论述中的高频词，其中所承载的墨学的功利主义，饱含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激切关怀和济世救国的使命担当，带有浓重的兼爱利他、尚同致用的家国情怀色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功利主义是贯穿墨家政治、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标尺，钱氏语文观的“偏激”不仅不应看成罪证，反而是他遵循墨家爱利原则、谋取“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高尚人格的见证。他“始终是一个功利主义者”{37}的宣言，既有一定的自嘲成分，也有对自身执着于启蒙救国之大功利愿景的自我肯定。

注释：

① 魏继洲：《丰富的偏激——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②⑦⑧{31}{37} 钱玄同致周作人信，《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5、74、64—65、56—57页。

③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0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969页。

④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⑤ 钱玄同：《论几何学及论理学书》，《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⑥⑨{20}{21}{22}{25}{27}{34} 杨天石整理：《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118、315、490—491、336、491、130—141、334、314页。

⑩ 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11} 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90页。

{12} 钱玄同：《“出人意表之外”的事》，《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13} 钱玄同：《随感录·三十》，《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14} 鲁迅：《现在的屠杀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15} 钱玄同：《青年与古书》，《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16} 毕沅校注：《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17} 陈独秀：《答胡适之》，胡明编选：《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18}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65页。

{19}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23} 钱玄同：《共和纪年说》，《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24} 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26} 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28} 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29}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30} 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32} 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33} 钱玄同：《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35} 钱玄同：《〈章草考〉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36} 梁启超：《墨子学案》，《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1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177页。

作者简介：高建青，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江西宜春，336000;周雅春，《宜春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讲师，江西宜春，336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