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的“三个第一”

杨力仁

杨效椿，1911年7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万荣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高师科，在校学习期间受到共产党员教师的影响，思想和行动逐渐向党靠拢，1936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七七事变后，他辞去万荣县实验小学校长之职，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1937年11月，杨效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考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战争年代，他曾任新四军新八团和淮西独立团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旅政治部主任、淮南支队司令员、路西地委书记、江淮军区第四分区政委、巢湖地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杨效椿曾任安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作为一名省级领导干部，杨效椿为何生前被誉为“模范共产党员”，身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可以从他在全省领导干部中的“三个第一”里找到答案。

第一个被树为先进典型的地委书记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以津浦路为界，分为路西和路东两个地区。从1940年1月到1949年6月，杨效椿率部在淮南根據地浴血奋战，屡建功勋。1940年年初，新四军新八团政委杨效椿率部由无为县开赴肥东县青龙厂，打退土顽杜学玉的进攻，毙伤400余人。7月，奉命开赴凤阳、定远交界的永康镇、靠山集，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打垮了伪军2个团，缴获200支枪，重新恢复了凤阳、定远的县、区、乡政权。

1941年6月，杨效椿奉命率部开辟淮西抗日根据地。经过4个月的战斗，赶走了寿县庄墓桥（今属长丰县）以南的国民党顽固派政权，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初步打开了淮西地区的抗战局面，重新成立了中共寿县县委，杨效椿兼任县委书记。1942年6月，部队扩编为淮西独立团，李国厚任团长，杨效椿任政委。在日、伪、顽的重重包围之中，经过大小数百次战斗，成功开辟了北起淮河、南至吴山庙和合肥四十里铺、东起水家湖西、西至瓦埠湖滨的淮西抗日根据地，为实现新四军第二师“坚持路西，巩固路东”的战略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效椿成为淮西地区威震敌胆、家喻户晓的抗日骁将。

解放战争初期，淮南根据地全部陷入敌手。鉴于淮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决定组织“精悍的小型武装，楔入淮宝县开赴敌后坚持活动，逐步向淮南发展”。在两次派部队进入淮宝、损失很大仍未完成任务的情况下，1947年1月，杨效椿又一次临危受命，率领一个营和部分地方干部挺进淮宝。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淮宝县政权和区乡政权全部得到恢复，从而为南渡三河恢复淮南津浦路东，建立了巩固的基地和后方。杨效椿部受到华东军区的通电嘉奖，并获奖励轻机枪2挺、子弹1万发。5月，淮南工委和淮南支队成立，李世农任工委书记兼淮支政委，杨效椿任工委副书记兼淮支司令。他们率部先后攻克涂沟镇、银集、闵桥，建立了4个区级政权。杨效椿又率部奔赴泗（县）、盱（眙）边缘，建立了长淮、铁太两个区级政权，控制了300华里湖滩，解决了粮源、兵源和财源问题。1947年11月，杨效椿率领的淮南支队在第三十四旅的配合下，先后攻克银集、塔集、闵桥，收复东阳、大通、永丰等镇，粉碎敌人重兵“清剿”。到年底，相继建立了高宝、天长、盱眙、盱凤嘉和东南办事处5个县级政权。

1948年2月，华野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陈庆先率第三十四旅与淮南支队会合，加快收复淮南根据地的进程。3月1日，攻打由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高宝、天长中心据点铜城。战斗半夜打响，至次日清晨，杨效椿率部首先攻入东门，其余3门也相继被打开，全歼守敌800多人。3月5日，再打盱、来、嘉三县交界重镇古城，经过一天激战，毙伤、俘获守敌400多人。3月9日，部队转战十里长山，遇国民党1个正规团、青年军2个团前来“清剿”，淮南支队和第三十四旅奋起迎战，俘获300多人。我军三战三捷，切断了盱天、盱六、盱嘉公路，控制了三河、淮河两条水上运输线，使淮南、淮北、淮宝连成一片，直指津浦铁路，逼近长江防线，极大地震撼了南京。于是，国民党调集16个团和地方保安队，分四路进行“清剿”。杨效椿率部2000余人开展“百日反‘清剿”，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到7月底，基本恢复了路西根据地，寿六合霍、定凤怀、定凤嘉、定合、定滁全、全合县相继成立了县委、县政府和县总队部。

在戎马倥偬的年代，杨效椿处处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同甘共苦。行军时，他把马让给伤病员;按规定，团以上干部可以吃中灶，他却坚持与战士一块儿吃大锅饭，炊事员给他炒了一盘鸡蛋，他二话没说倒进大锅里;挺进淮宝时被子丢了，他宁愿一连数月盖着军大衣睡在稻草上，也不同意做一床新被子。他曾3次受伤，新中国成立后却拒领革命军人残废证，他说：“许多同志为革命牺牲了生命，我只不过流了点血，还能要组织上照顾吗？”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在严肃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贪腐问题的同时，要求宣传领导干部中的先进典型。安徽省委对全省地（市）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进行排除比较，认为时任巢湖地委书记的杨效椿不仅有战功，而且一贯艰苦朴素、严于自律，决定宣传他的先进事迹。1952年，华东地区各大报纸密集宣传杨效椿的先进事迹，其“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被广为传颂。

1955年2月，杨效椿担任安徽省检察院首任检察长，3年后，安徽的检察工作第一次进入全国先进行列。1957年2月，省委主要领导人提出要在政法部门“反右倾”，杨效椿和主持全省政法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持不同意见。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省委多次召开小型会议，要求李世农检讨所犯的“右倾错误”。为了帮助杨效椿“转弯子”，省委主要领导人先后两次召集省委常委集体找他谈话，要他爱惜自己的历史，站出来揭发李世农。杨效椿坚持认为：“李世农不反党，我不能瞎揭发。”1958年1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定》，并撤销三人党内外一切职务。

从模范共产党员到大右派，杨效椿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坎坷、最艰辛、最沉重的5年。1958年5月，杨效椿带着两个儿子到宣城县（今宣城市宣州区）周王农场接受监督劳动，被分配在副业队养兔子。杨效椿一个人要喂养几百只兔子，承受着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折磨。一年后，农场开始闹粮荒。因为饥饿，杨效椿患上浮肿病和肝炎，骨瘦如柴，命悬一线。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杨效椿的政治命运发生重大转机。刘少奇带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三书记李葆华和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等人，调查处理安徽问题。钱瑛带领工作组到合肥后，指导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工作。经过认真审查，认为“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反党集团”是一起重大错案，决定第一个给杨效椿进行甄别平反。1962年5月18日，安徽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审查通过《关于杨效椿同志问题的甄别报告》，并上报中央监委审批。6月16日，中央监委批复：

安徽省委并省监委：

中央同意你们对杨效椿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取消原定右派分子的结论和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级别……

第一个经过公推选举的省委常委

被平反后，杨效椿担任安徽省甄别领导小组副组长，在省委的领导下负责全省甄别工作。全省亟待甄别的案件数以万计，杨效椿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亲自参加全省大部分系统的平反会议，以宽阔的胸怀代表组织向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赔礼道歉;主持制定了各级干部的生活补助标准，亲自过问14级以上干部的家庭生活困难;与安徽、上海等医疗单位联系，及时安排部分重病号住院治疗。经过4个多月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政治上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时在经济上给予他们以必要的救助，这些举措对全省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反右派斗争，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更加了解杨效椿的高尚人品和坚强党性。1963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会召开，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杨效椿，高票当选为省委委员和省委常委。这种情况在当时极为罕见，用今天的话来说，杨效椿是全省第一个经过公推选举产生的省委领导。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杨效椿任合肥市委书记仅7个月。1967年1月，安徽省的造反派宣布夺取省、市领导大权。杨效椿等人的职务被罢免。

造反派夺权后，全省陷入混乱。8月，中央决定对安徽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筹建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三结合”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原来的17名省委常委，除了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外已全部被打倒，省军管会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决定将杨效椿和李任之两人作为首批解放的省级领导干部。1968年4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德生任主任，廖成美、宋佩璋和杨效椿等7人任副主任。

从1958年到1968年，杨效椿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复出，成为安徽政坛的传奇人物。之所以能在坎坷艰辛的道路上屡踣屡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杨效椿深得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危难之际，杨效椿又一次艰难地站出来，竭尽全力减少“文化大革命”给安徽造成的损失。当时军队的领导干部威信高，但是对地方工作不熟悉，杨效椿很快成为李德生的左辅右弼，成为省革委会的“救火队队长”。李德生多次表扬说：“效椿同志是个好老头！”

1968年8月，定远、凤阳、嘉山（今明光）3县的两派群众组织在少数人操纵下，互相打派仗，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杨效椿带队到达定凤嘉地区后，深入實际了解情况，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解决问题，为了说服两派群众，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及时处理了一小撮造反派头头，迅速解决了3个县的武斗问题。

1968年至1976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安徽共接收安置了90多万名知青。杨效椿分管知青工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向省革委会提出成立省、地、县三级领导小组，招工、招生、提干、征兵对象均从表现较好的知青中选拔，每年召开一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5项建议，经过批准后迅速实施，全省知青工作逐步走向正轨。1969年11月，全省第一次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李德生及省党政军领导亲临火车站迎接与会代表，与会代表还受到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在1973年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安徽省介绍了经验。

杨效椿复出后，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下，不计个人得失，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王郁昭原任合肥师范学院副院长，1964年跟随杨效椿参加全椒县“四清”运动，给杨效椿留下很好的印象。“文化大革命”之初，王郁昭受波及，全家被下放到利辛县。1970年春，突然通知他到合肥开会，杨效椿代表省革委会宣布他任全椒县革委会主任。事后，王郁昭才知道这是杨效椿的建议。王郁昭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杨效椿又专程赶到全椒县与他促膝谈心，鼓励他注意学习农业知识，搞好科学种田，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让老百姓能吃饱饭。王郁昭牢记杨效椿的教导，在全椒苦干实干，工作三年迈了三大步，后来先后担任滁县（今滁州市）地委书记和安徽省省长，是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功臣。安徽医学院教授许学受是国内知名肺科专家，“文化大革命”中全家从合肥被下放到金寨县。杨效椿亲自出面做工作，将许学受夫妇调回合肥铁路医院。

杨效椿虽然长期身居高位，但是处处以身作则。他历来反对吃吃喝喝。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成立，杨效椿冒着大雪赶去祝贺。开学典礼结束后，他走进餐厅，一看见餐桌上的丰盛酒菜转身就走。校领导解释：“咱们这里教育落后，现在能办起这所大学是喜事，所以……”杨效椿听后严肃地说：“所以要大摆宴席？现在国家还很穷，省里也很穷，你们地区更穷，办任何事都要勤俭节约。”说完直接回到学校办公室休息，直到秘书送去一碗面条，他的脸上才露出笑容。

安徽省教育局的秘书跟随杨效椿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返回时带了一大堆材料和8块洗衣板，因为超重被收了托运费，这几块洗衣板中有杨效椿的一块。回到合肥后，这位秘书收到杨效椿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就托运费问题明确要求：“这笔费用要从托带东西的私人头上扣除，每个人都应按规定付给。今后不论办什么事，都要做到公私分明，任何人都不能占公家的便宜……现寄来3元，请为我代付托运费。”

杨效椿经常用节省下来的钱救助军烈属和困难群众。1962 年春，杨效椿到寿县杨庙（今属长丰）调研工作，救济军烈属和特困户花掉700多元。工作人员提出从公款中报销，杨效椿说：“这怎么行呢？公私要分明嘛。再说我自己的钱也是人民给的，现在把它还给人民，这不是合情合理嘛！”后来这笔钱是从他的工资中逐月扣除的。

第一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省委领导

杨效椿一生勤奋，任劳任怨，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7年，杨效椿患肺结核，因为没有条件治疗，只能一边咯血一边指挥战斗。1949年，他开始大吐血，但仍坚持一边工作一边治疗，直到1950年病情加重，才离职到华东军区医院接受治疗。结果他被诊断为晚期肺结核，治疗两年才基本痊愈。1957年，杨效椿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场监督劳动时得了肝炎。1964年做了胆囊切除手术，术中发现患有慢性乙型肝炎、早期肝硬化和贫血症等。手术切口刚拆线，他立即返回全椒县领导“四清”工作。从1964年到1974年，杨效椿曾先后7次住院治疗，常常是病还未痊愈就急着出院工作。全国著名消化科专家张效骞给他做检查，确诊为肝硬化，因血液回流受阻，门静脉高压引起食道静脉曲张，随时可能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医生多次告诫他不要大意，一定要住院治疗，他却常说：“现在工作忙，不能整天躺在医院里。年岁大了，就像机器旧了一样，维修一下就行了。”

1974年3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淮南市的造反派煽动煤矿职工“停产闹革命”，全市煤矿生产陷入瘫痪状态，导致华东地区生产生活用煤告急，上海面临停水停电的危险。此时，杨效椿因患肝硬化正在住院治疗，得知这个情况后忧心忡忡，主动请缨去处理淮南问题。省委决定由杨效椿、王翀、吴从树3名省委常委带队赶赴淮南。杨效椿深入百里煤城，召开各类座谈会，揭露一小撮坏人破坏生产的罪行，动员广大职工抓革命、促生产。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病情越来越重，连日高烧不退，肝区疼痛加重，市委领导多次劝他回合肥治疗，都被他婉言谢绝。儿子闻讯赶到淮南，杨效椿却要儿子下到矿井和工人一道劳动，他说：“现在能多出一吨煤，对我就是一剂最好的良药！”为了迅速稳定淮南局势，杨效椿与淮南市委书记丁继哲等人研究决定四箭齐发：一是大造舆论;二是组织基干民兵携带武器进驻厂矿和街道，维护生产和生活秩序;三是严惩一批搞破坏的骨干分子;四是连续组织30多次创高产活动。两个多月后，淮南局势稳定下来，煤炭生产得到恢复，而杨效椿却又一次累倒住进医院。

安徽沿江和江南地区血吸虫病疫情历来较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防治机构一度瘫痪，后被撤销，导致疫情再度回升，全省钉螺面积增至9.9亿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的防治成果几乎前功尽弃。1968年5月，杨效椿兼任省血防领导小组组长。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力主恢复各级血防领导小组，调回已经下放的血防人员，恢复和健全各级专业机构，动员全省卫生系统和驻军组成医疗队支援血防工作。他深入血吸虫病流行区开展调研，全省绝大多数血防重点区、乡、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桐城县（今桐城市）挂镇是血防工作重点区域，他每年总要去三四次。桐城县杨桥和黄甲交通不便，他就左手拄着木棍，右手捂着肝区，先后两次步行五六十里去检查血防工作。他总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经常说多干一点是一点。1975年，他利用住院治疗的间隙，与安庆地委书记陈作霖到菜子湖灭螺现场调研，又赶到宿松参加全省血防工作会议。病危期间还找有关同志了解血防工作情况。在他的领导下，全省钉螺分布面积下降了91.6%，血吸虫病人减少了63.2%，有16个县市达标。

1976年1月，杨效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病情一天天加重，肝腹水2000毫升。回到合肥后，杨效椿仍带病到舒城、桐城、枞阳等县检查工作，终于在庐江县病倒了，被送到合肥105医院，入院即报病危，经抢救无效，于1976年10月3日病逝，年仅65岁。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任安徽省委书记。广大干部通过多种方式向他们介绍杨效椿的坚强党性、高尚人品和革命功绩。1977年11月的一天下午，安徽省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大会，省委书记顾卓新在讲话中谈到杨效椿，动情地说：“过去，我们几个人从未和杨效椿同志在一块工作过，来到安徽后听到广大干部对他的高度评价。我们为党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干部感到骄傲和自豪，像这样的好干部为什么不能追认为革命烈士？”全场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掌声。1978年1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破例追认杨效椿為革命烈士，杨效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安徽省委领导人！

杨效椿在全省领导干部中的“三个第一”，浓缩了他不忘初心的革命历程，诠释了他勤奋无私的公仆形象，展示了他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今天，杨效椿的模范事迹仍然值得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

（责任编辑：章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