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对林业居民收入的影响

曾 培，薛业淇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党的十九大提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改革任务，明确了我国新时期自然生态保护的工作方向。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称“虎豹公园”），虎豹公园中重点国有林区的面积达到总面积的83.28%，涉及7 个林业局77 个林场，林业人口占虎豹公园总人口的26.12%[1]。虎豹公园已经对生态进行了严格的管控，目前，虎豹公园范围内，林场撤并力度正在逐渐加大，林场也逐渐向管护站转变，虎豹公园核心保护区、特别保护区、恢复扩散区仅将保留不损害生态系统的设施，禁止除养蜂外其他建设经营活动，仅允许在镇域安全区从事符合保护要求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学者指出，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将对当地居民的发展产生限制性作用，生产生活将受到损害，保护区内的严格管理对当地社区的经济有负面影响[2-4]，更有学者通过对刚果布自然保护区建立前后居民年收入的调查，发现居民年收入产生断崖式下降[5]。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基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调查认为，国家公园的建设增加了居民收入来源，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6]。诚然，虎豹公园的建立推动了东北虎豹的保护工作及当地的生态建设，虎豹种群不断增加，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原真性进一步提高，但随着全面停伐政策的实施，林业居民的收入已经受到了负面影响，并且林业居民的收入结构较为单一，较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7-9]，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虎豹公园的建设是否对林业居民收入产生影响？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公园建设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因此，基于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民生监测调研数据，利用DID 模型对东北虎豹公园的建设对林业居民的家庭总收入以及户主收入的影响状况进行了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虎豹公园的建设给林业居民收入带来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地区概况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跨吉林、黑龙江两省，虎豹公园试点推动了东北虎豹的保护工作，虎豹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得到了有效提升。虎豹公园对区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林业居民的生计，特别是收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使结果更具有代表性，选取虎豹公园所涉及的长白山森工集团和龙江森工集团内位于虎豹国家公园区域的林业居民以及未在虎豹国家公园区域的林业居民作为研究对象。

1.2 理论假说

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对区域内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使得林业家庭的收入来源受到极大的冲击，位于核心保护区、特别保护区、恢复扩散区的林业居民无法进行除养蜂外的生产经营，而镇域安全区的林业居民也仅能从事符合保护要求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虎豹公园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考虑到了居民的民生问题，设立了9650 个野外巡护类生态岗位、735 个森林抚育类管护岗位和247 个资源监测类岗位，原属于国有林区的职工全部纳入国家公园公益岗位。同时公园也积极利用生态体验、特许经营、第三产业等方式，促进公园内绿色产业的发展，但这些岗位多为劳动密集型，更容易吸纳男性劳动力，也就是说家庭的男性户主更容易转型参加此类经营或受聘于上述岗位。因此作出如下假设：H1：虎豹公园的建立将减少家庭总收入。H2：虎豹公园的建立将提高户主的总收入。H3：虎豹公园的建立将减少家庭工资性收入。

1.3 数据来源

本数据源于国家林草局与东北林业大学联合开展的“重点国有林区改革监测”调查项目。2018－2019 年东北林业大学的调研组通过电话及实地调研的方式，对相关地区进行了调研，通过对数据的筛选，最终获得了1 份包含272 户林业居民状况的面板数据，其中包含处理组90 户、控制组182 户。2017 年9 月20 日发布关于加强黑龙江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生态保护和管控的通知，通知对公园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作出了限制，考虑到政策的实施将有一定的过程，故将2017 年设为政策实施之前，2018 年为政策实施之后。同时为了研究虎豹公园建立对林业居民收入的影响，选取了监测数据中家庭工资性收入、家庭总收入、户主总收入、家庭住址、所属森工集团、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等指标。

表1 调查地点及其样本数/户

1.4 变量的选取

选取了家庭总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以及户主的总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表2），以此可以分别反映虎豹公园对家庭以及个人收入的影响。调查数据表明，户主总收入平均占到了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有调查研究表明工资性收入是林业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10]。以所属森工集团、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家庭住址、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的工作类型、户主的婚姻状况以及户主的健康情况作为解释变量。虎豹公园涉及龙江森工和长白山森工，所属森工集团变量反应的是不同森工集团的家庭收入以及个人收入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户主的工作类型变量反映不同的职业类型对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有：①干部或管理人员，②工程师、医生、会计、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③林业局管护或抚育工人，④林业局其他工人，⑤服务人员或销售人员，⑥木材加工厂或木下产品加工厂工人，⑦其他工厂工人，⑧其他一共8 种职业类型；家庭住址分为山上林场和山下局址，调研数据表明山下局址家庭收入高于山上林场家庭收入。

表2 变量定义说明及统计特征

1.5 分析方法

近年来DID 模型多用于衡量公共政策或者某一项目的实施进行定量的效果评估，DID 模型采用自然试验所获得的数据，通过建立模型来有效控制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事前差异，从而真正反映政策所带来的影响[11]。虎豹公园有具体的区域范围，故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位于公园范围内的林业居民作为“处理组”，而区域之外的林业居民则为“控制组”，因此可以在研究中运用此模型对虎豹公园建立后对林业居民收入的影响进行评价。据此建立的虎豹公园建立对林业居民家庭总收入，户主收入以及家庭总工资性收入影响的DID 模型为[12]：

上式中Yit表示家庭总收入；Mit表示户主总收入；Zit表示家庭总工资性收入，其中t代表年份，i代表不同的林业居民家庭。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0 表示虎豹公园建立之前，1 表示虎豹公园建立之后。treated 为是否受到虎豹公园建立影响，1 表示受到影响，否则则取0。Xi表示控制变量，即所属森工集团、户主性别、户主年龄等；α0和β0以及φ0为常数项；α1、α2、α3、α4和β1、β2、β3、β4以及φ1、φ2、φ3、φ4为回归系数；ε1、ε2、ε3为扰动项。α2、β2、φ2为交互项t*treated 前的系数，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表示在控制了控制组和处理组其他因素后，虎豹公园建立后对林业居民收入的影响情况。

1.6 数据处理方法

首先对“重点国有林区改革监测”调查项目收集得到的2017－2018 年虎豹公园所涉及的龙江森工以及长白山森工的林业居民数据进行筛选，得到一份含有273 户样本的面板数据。再将位于虎豹公园区域内的林业居民作为处理组，其余居民作为控制组。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首先通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 值），发现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也就是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最后通过Stata14 运用DID 模型对虎豹公园建立后林业居民家庭总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以及户主总收入的影响。

2 结果分析

表3 调查样本收入状况

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家庭总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以及户主总收入在虎豹公园建立后都呈现不同程度地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林区全面停伐所带来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国有林区全面停伐政策会显著降低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以及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7]。

2.1 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对家庭总收入影响不显著

DID 的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模型（1）、（2）、（3）的R2分别为0.116、0.127 以及0.131，这可能是因为处理组与控制组组内的差异使得模型的解释和拟合效果欠佳。其中模型1 的交互项系数为-5,301，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这说明虎豹公园的建立对家庭总收入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虎豹公园试点时间并不长，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但由于对生产经营活动的限制，家庭总收入仍然有一定的负向的影响，同时虎豹公园的建立提高了户主的收入，这也使得虎豹公园的建立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4 DID 回归估计结果

控制变量中，所属森工集团对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不同的森工集团的家庭收入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不同森工集团内对居民收入的重视程度不同。户主的年龄对家庭总收入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因为随着户主年龄的提高，其工龄相对更长，工作经验也更加丰富，所以工资水平更高。户主的职业类型对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不同的职业类型收入状况存在显著差别，相较于干部及管理人员，虎豹公园的建立使林业局工人以及木材加工相关工人和服务或销售人员的家庭总收入显著下降。户主婚姻状况对家庭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因为户主婚姻状况不稳定可能对其工作状态产生影响导致收入的波动。户主的健康状况对家庭总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越健康家庭的收入情况越好。

一言蔽之，虎豹公园的建立对林业居民家庭总收入有负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户主的个人情况诸如年龄、职业类型、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对家庭总收入有显著的影响。

2.2 虎豹公园的建立会显著提高户主的收入

模型2 的交互项（t*treated）的回归系数为5,128，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示虎豹公园的建设对林业户主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假设H2相符。调研数据表明，处理组中户主为男性的比例占到了95%，户主的平均收入占到了家庭总收入的61.25%，且2018 年户主平均年龄为47 岁，这说明在林业家庭中户主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户主的平均年龄不到50 岁，这也使得户主即使因为虎豹公园的建立而失业，也有极大可能从新增的岗位中获得新的工作从而取得收入。

在控制变量中，变量森工集团对户主的收入在5%的水平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的森工集团位于不同的区域同样对应着虎豹公园不同的功能分区，而核心保护区、特别保护区、恢复扩散区等区域严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这也限制了户主的收入来源。控制变量中户主性别对户主的总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男性户主的收入高于女性户主收入，这可能是由于男性户主相对女性户主更有机会获得园区新设立的工作。年龄对户主收入的影响也在1%上显著，年龄越大其工作年限更长，经验更丰富，更有可能获得高工资。住房地址也对林业居民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业类型、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对户主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户主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户主的收入有显著的影响。

总之，由于虎豹公园的建立所提供的劳动密集型的就业岗位拓宽了林业家庭户主的收入来源，林业户主的收入得到了提高。

2.3 虎豹国家公园对家庭工资性收入影响不显著

模型（3）前的交互项系数为-1,555，呈现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虎豹公园的建立园区内的经营活动显著减少，许多林业居民将面临失业转岗的风险，收入有所下降，但同时虎豹公园也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而且虎豹公园的建立时间较短，所以对家庭工资性收入的冲击并不明显。

类似的，所属森工集团以及户主的年龄、职业类型以及婚姻状况均对林业家庭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影响。

3 结论和建议

3.1 结论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对林业居民的家庭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抑制并不显著，对户主的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所属森工集团等家庭差异性变量对家庭收入以及户主的工资性收入有显著影响，户主人力资本积累对所在家庭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2 建议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林业居民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扶持与引导，更需要当地林业居民在政策的允许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虎豹公园的品牌优势合理创收，提高生活水平。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3.2.1 拓宽林业家庭除户主外其他成员的就业途径。目前虎豹公园为安置居民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大多更适宜成年男性，而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却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这也意味着虽然户主可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收入有所提高，但对于家庭来说，总收入仍然有下降的风险。所以针对这些群体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公园核心保护区等区域允许发展养蜂业，可以借鉴武夷山国家公园茶叶品牌的发展模式，依托虎豹公园的生态优势及品牌优势，充分吸纳妇女及中老年人从事养蜂业。同时增加对当地居民的职业培训，拓宽居民的就业路径。

3.2.2 加快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建设以及必要地区生态搬迁的进度。不少林业居民居住地位于虎豹公园的核心保护区等东北虎豹保护工作的关键区域，而这些区域对生产经营活动又有严苛的限制，这极大地束缚了当地林业居民的收入来源。但目前入口社区建设工作还较为缓慢，生态搬迁并未落实到位。所以在政府层面应该加大工作力度，推进虎豹公园入口社区的建设以及必要地区的生态搬迁工作的进程。

3.2.3 推进特许经营制度的改革。特许经营是公园创收的重要途径，也是林业居民提高收入的一个手段。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应该在保证公园权益的前提下给予林业居民充分的经营权，创新经营形式，调动林业居民投入特许经营中的积极性。充分吸取国内外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成功模式，在制度设计上为居民收入增加打好基础。

3.2.4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及发展方式的转变。地方政府要发挥扶贫资金的最大效用，推广已经成功的产业发展模式，如“国家公园+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养殖户”的黄牛养殖模式。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依托已有的资源优势，引进国内知名企业，发展产业集群，壮大林区经济，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

3.2.5 改变林业职工固有观念。在对林业职工的宣传教育上，要不断灌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激发林业居民的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提高就业能力，打破思维的固化，多渠道、多方式提高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