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屏边兽类多样性现状及其变迁

李波艳 张家扬 李 凯 孙 婧 饶静秋 周 佳 杨泽鹏 施德山 张文文，5，6，7 管振华* 崔亮伟，2*

(1.西南林业大学云南省高校极小种群野生动物保育重点实验室，昆明，650224；2.大理大学三江并流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省创新团队，大理，671003；3.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屏边管护分局，屏边，661200；4.云南省屏边县林业和草原局，屏边，661200；5.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自然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南京，210042；6.国家环境保护武夷山生态环境科学观测研究站，武夷山生物多样性综合观测站，南京，210042；7.国家环境保护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42)

生物多样性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直接相关[1]。野生动物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对维护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有重要作用；伴随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物种生存和生物多样性状况日益令人担忧。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2]。

屏边苗族自治县位于中国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的西双版纳优先区，也是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三屏两带”基本格局中南部边境热带森林生态屏障的组成部分[3]。1956年4—7月，张荣祖等[4]通过5个样点初步调查了金平、河口和屏边三县的兽类资源，共调查到兽类(Mammalia)7目25科50种，但由于考察时间短、调查区域广，在屏边县大围山仅设置了一个样点，且未区分三县的兽类资源，因此结果无法反映屏边县兽类多样性。1984—1985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采用样线法、购买(皮张、活体动物及骨架等)、社区访谈、捕捉采集法对红河地区生物资源进行了科学考察，共调查到9目27科112种兽类[5]，但是屏边县设置的样线和获取的皮张数量不详，因此难以获得屏边县的兽类数量。《屏边苗族自治县志(1978—2005)》记载了9目25科82种兽类，但未介绍采用的调查方法[6]。2011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采用样线、网捕、铗捕法和社区访谈对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综合科学考察，共调查到兽类9目25科82种[7]，但未介绍样线、访谈点及网/铗捕点位置及数量。2012年3月—2013年2月，余梁哥等[8]利用9台红外相机在屏边县大围山布设了71个位点(保护区内19个，保护区外52个)，调查到11种兽类。总之，目前涉及屏边县兽类调查次数少、区域不固定和方法不统一。因此，理清屏边县兽类多样性现状及其变迁，可为制定保护制度和管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样线法调查山区野生动物的最大弊端是实体遇见率低，存在一定局限性[9]。尽管红外相机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野生动物调查中，但是相机放置周期相对较长。在生物多样性调查中，社区访谈短期内可以快速获取物种现状及其历史信息[10]，回溯历史变化。因此，本研究采用社区访谈法对屏边县兽类多样性现状及其历史变迁进行调查，并借助《屏边苗族自治县志(1978—2005)》等相关文献资料分析可能影响其变迁的原因，提出相应的保护管理建议。

1 研究地点

屏边县(22°49′—23°23′N，103°24′—103.58′E)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云南南部，属低纬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类型区，海拔跨度大(154—2 590 m)，具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地带性；下辖1镇6乡，有80个社区(村委会)、829个村小组，共48 617人(2018年)[7，11]，年均气温16.7℃，年均降雨量1 638.6 mm，雨季集中在5—10月，干湿季分明。全县人工林面积58 461 hm2，天然林43 054.2 hm2[11]。

1959年，大围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2001年6月，大围山扩大面积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办发[2001]45号)，地跨屏边、河口、个旧和蒙自，面积43 993 hm2，其中屏边县14 496 hm2(占33.0%)[7]。保护区内海拔225—2 363 m，从低到高植被类型依次为湿润雨林、山地雨林、湿性季风常绿阔叶林、山地苔藓常绿阔叶林和山顶苔藓矮林[7，12]。除保护区外，屏边县内还有10个国有林场，其中较大的有白云乡山心箐林场(3 514.1 hm2)、湾塘乡金厂河林场(2 252 hm2)和白河镇老城子林场(1 152.9 hm2)[6]。

2 方法

2.1 社区访谈

社区访谈被认为是低成本获取大空间、非精细水平生物信息的有效方法[10]。屏边县保护区和林场周边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与森林关系密切，对野生动物比较熟悉。根据屏边县植被类型、面积和分布状况初步确定访谈区域，通过与县、乡镇林业站工作者和巡护人员交流后，在初步了解、掌握兽类种类及其分布信息后确定访谈村庄。2019年8月16日—9月4日和2019年12月4—12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10]访谈了屏边县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区外的3个面积较大、植被较好林场(山心箐、金厂河和老城子林场)周边的5个乡镇17个自然村寨(保护区及周边12个、保护区外5个)(图 1)，以获取现存和历史兽类种类、分布和相对多度。

社区访谈前对访谈人员进行培训，使其熟练掌握访谈程序、物种组成及其主要辨别特征、表格记录和数据录入方法和技术，确保访谈信息科学、规范、准确。根据《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研究(2018)》[7]和《中国哺乳动物多样性及地理分布》[13]确定屏边县可能分布的兽类，参考《中国哺乳动物彩色图鉴》[14]和《中国兽类野外手册》[15]整理访谈中使用的物种照片。

社区访谈对象为经常上山者(如护林员)、曾经的猎人以及随机选取的其他人员。访谈前，由当地村干部或护林员向被访谈对象介绍本次访谈的目的，消除顾虑，使其积极配合工作。在确认被访谈对象有意愿参与时开始访谈，首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物种访谈顺序逐一展示兽类照片，让其辨认见过的兽类，并逐一核实其辨别特征。其次，记录过去见到该动物的时间、地点、最后1次见到的时间(精确到年)、遇见率(分3个等级：“1”为0次/月，“2”为≤3次/月，“3”为>3次/月)及其上山目的(如放牧、砍柴、收集非木材林下产品等)；同时记录村寨(如名称、行政区划和经纬度)和被采访对象信息(如姓名、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分为未受教育、小学、中学、大专、大学本科)、职业(分为护林员、猎人、务农者、其他)和上山频率(分3个等级：“1”为“经常”，每月上山≥10次；“2”为少，每月<10次；“3”为不上山，每月0次)。此外，还记录相关兽类的主要用途(如皮革、食用、药用、兽害和观赏)。访谈过程中，尽可能做到与被访谈对象单独交流，以期得到村民真实信息。整个访谈过程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完成，访谈结束后，指导教师对访谈表格记录内容进行核查，确保记录准确规范。

2.2 数据分析

截至2012年，屏边县有未访谈到物种7种，鉴于社区访谈时间为2019年，因此定义未访谈到物种的最低时间为7年，大于等于7年未见的物种定义为疑似消失种。对比保护区内外社区访谈未见物种数量和时间，结合社区访谈、《屏边苗族自治县志(1978—2005)》、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网以及其他公开出版物中可能与物种及其变动的有关事件(如修路、开矿等)探讨哺乳动物多度变动可能的原因。

根据《中国哺乳动物彩色图鉴》[14]、《中国兽类野外手册》[15]，及其他公开出版物整理物种体重，并将物种体型划分为小型(<1 kg)，中型(1—15 kg)和大型(>15 kg)。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第3号)》确定国家重点保护物种。

采用Mann-WhitneyUtest检验不同上山频率、受教育情况的访谈对象识别物种差异，采用卡方检验不同职业受访者上山频率、物种体型及提供其信息的年代差异。采取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检验受访者年龄与其识别兽类物种数量的关系。

3 结果与分析

共访谈5个乡镇、17个自然村的100人，其中屏边县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12个村庄54人，保护区外5个村庄46人；男性占72%，女性28%；苗族占39%、汉族47%、彝族13%和瑶族1%。此外，28人(15名女性、13名男性)未提供有效信息(如无法辨识兽类或未提供遇见兽类的相关信息)，所以只用72人提供的有效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其中护林员12人(占提供有效信息人数的16.67%)，年龄38—71岁，平均为(47.0±9.3)岁；猎人3人(占4.17%)，年龄46—67岁，平均为(54.3±11.2)岁；务农52人(占72.22%)，年龄19—75岁，平均为(51.2±14.3)岁；其他人员5人(占6.94%)，年龄50—67岁，平均年龄为(60.2±7.2)岁。

3.1 社区访谈对象

上山频率高比低的访谈对象识别物种多(Z=3.03，n=72，P=0.002)。经常上山者中，有无教育经历者识别物种数量无差异(Z=1.51，n=24，P=0.13)。上山频率低者中，有教育经历者能识别更多物种(Z=3.20，n=48，P=0.001)。尽管访谈对象年龄与其识别物种数量无关(Rs=0.07，n=72，P=0.544)，但上山频率高(15次/月)、上山时间最长人员(年龄也大)识别的物种数最多(36种动物)，其中6人(护林员和务农者各3人，平均年龄59岁)识别物种超过25种(图 2)。

不同职业者上山频率不同(χ2=13.74，P=0.03)，护林员中经常上山人数比例最高(9/12)。经常上山中，不同职业者识别的不同体型物种数无差异(χ2=4.85，P=0.56)。虽然经常上山人群中不同职业提供的不同年代物种信息无差异(χ2=10.10，P=0.12)，但是年长者更能提供久远的物种信息。因此，职业仅影响到访谈对象上山频率，无法作为提供物种体型和年代信息的依据(表 1)。

表1 屏边县不同职业访谈对象提供的兽类信息

3.2 兽类变迁

3.2.1 物种组成

屏边县内共访谈到兽类(包含疑似消失种)7目19科58种，其中食肉目(Carnivora)25种(占43.10%)，啮齿目(Rodentia)17种(29.31%)，偶蹄目(Artiodactyla)8种(13.79%)，灵长目(Primates)5种(8.62%)，攀鼩目(Scandentia)1种(1.72%)，兔形目(Lagomorpha)1种(1.72%)，鳞甲目(Pholidota)1种(1.72%)(表2)；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兽类14种(24.14%)，国家二级14种(24.14%)，未访谈到《屏边县志(1978—2005)》记载的国家重点保护兽类4种，即：菲氏叶猴(Presbytisphayrei)、豹(Pantherapardus)、短尾猴(Macacaarctoides)、大灵猫(Viverrazibetha)。此外，屏边县现存7目18科51种兽类，其中国家一级11种，国家二级10种；非中国特有仅云南分布3种。另外，屏边县疑似消失种3目6科7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物种有虎(Pantheratigris)、西黑冠长臂猿(Nomascusconcolor)、豺(Cuonalpinus)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物种有赤狐(Vulpesvulpes)、黑熊(Ursusthibetanus)、中华斑羚(Naemorhedusgriseus)、水鹿(Cervusequinus)4种。

访谈到屏边县保护区内外兽类多度有一定差异。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共访谈到7目18科57种兽类，其中国家一级13种，国家二级14种。保护区内现存7目18科50种兽类，其中国家一级10种，国家二级10种；疑似消失兽类2目6科7种，其中国家一级3种，国家二级4种。保护区外共访谈到7目18科47种兽类，其中国家一级10种，国家二级8种；现存兽类5目9科32种，其中国家一级5种，国家二级4种(表2)。

现存兽类中，仅分布于保护区内的国家重点保护兽类有6种，国家一级3种(大斑灵猫Viverramegaspila、林麝Moschusberezovskii、小灵猫Viverriculaindica)，国家二级3种(熊猴Macacaassamensis、狼Canislupus、黄喉貂Martesflavigula)。仅分布于保护区外的西黑冠长臂猿(国家一级)自1980年后未遇见。此外，目前，保护区内外均有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的兽类有8种，国家一级4种，国家二级4种(表2)。

表2 屏边县社区访谈兽类动物名录

续表2

3.2.2 兽类多度变化

1940—2012年，屏边县兽类多度逐渐降低，全县疑似消失兽类7种，保护区外比保护内多(图3)。屏边县兽类有2个社区未访谈到物种较多的时期(1960—1986年，1999—2012年)。第1个时期(1960—1986年)保护区内未见兽类1种，保护区外未见10种；第2个时期(1999—2012年)保护内未见6种，保护区外未见5种。从全县角度看，第1时期未见2种，第2时期未见5种(表3)。相对于第1个时期，屏边县第2个时期物种未见速度快(5种/13年vs.2种/26年)，保护区内也如此(6种/13年 vs.1种/26年)，但是保护区内外无差异(5种/13年 vs.10种/26年)。2012年后，全县和保护区内外物种多度保持平稳。整体上，不同时期屏边县不同区域重点保护物种未见速度不同。第1个时期保护区外比保护区内未见物种多(一级和二级各3种vs.一级1种)，第2个时期保护区内比保护区外未见种多(一级1种和二级3种 vs.一级1种和二级1种)。保护区内外未见种体型无差异(χ2=0.40，P=0.53)，全部为大中型动物，其中大型动物占63.6%(n=22)。

表3 屏边县保护区内外兽类未见时间

4 讨论

4.1 兽类多度变化可能的原因

屏边县兽类多度整体下降和保护区内外变化差异可能与农耕和经济作物种植导致森林减少有关。保护区内出现物种未见的速率比保护区外低，这与保护区内森林覆盖率高和受到严格管控有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保护区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物种消失及其速度。

第1个时期，保护区内物种未见时间晚于保护区外(1980年 vs.1960年)，而且1960—1980年保护区内物种多度相对稳定，这可能与1959年云南省将大围山划为“引种温暖带、热带、亚热带珍贵稀有植物种保护区”减缓了森林破坏、降低了人为干扰有关[6]。同期，保护区外未见兽类6种，均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一级和二级各3种)，保护区内仅1种，这凸显了保护区的功能和价值。保护区外未见种多可能与1959—1960年饥荒期人们猎杀野生动物有关[16]。1980年，屏边县完成了自留山划分工作(1970—1980年)，农民拥有了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11]；同期开始(1970—1990年)大规模修建公路，包括8条县管公路(267.9 km)，6条专用公路(31.0 km)，28条乡村公路(137.0 km)[7]。修建山区公路导致生境破碎化[17]，这可能是保护区外未见兽类增加的重要原因[7]。1990年后，屏边县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公路修建基本结束，随后整个县域物种多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平稳期(1990—1999年)。

第2个时期，保护区内比保护区外未见兽类多1种，保护区内兽类迅速减少使屏边县整体兽类种数快速下降。2001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同时屏边县开始实施《云南省屏边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大力发展旅游业。截至2005年，保护区内大围山森林公园年均接待游客达10余万人次[6]。这进一步导致保护区内的人为干扰增加，这可能是导致保护区内兽类减少的原因之一[18]。此外，屏边县实施了退耕还林政策，保护区内耕地面积减少，迫使务农者增加进入森林获取生活资源的范围和频率；同时草果种植向保护区外的国有林场、集体林转移[19]，从而使保护区内森林有所恢复，随后保护区内兽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平稳期(2005—2010年)。草果种植直接破坏森林，导致其连通性降低，当地人收获季节还在森林内烘干草果，人为干扰强烈[20]。草果种植向保护区外的林场逐步转移可能与保护区外兽类减少有关。

4.2 有效访谈对象的选取

被访谈对象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拥有基于经验的物种知识，上山频率高低和时长可以作为理想访谈对象选择的主要标准。不经常上山者中，受过教育的人提供的信息更多，教育经历使其可以在有限的上山次数中提供更多的物种信息。本研究中提供近期动物资源信息最多的被访者是上山频率高和时间长的护林员，曾经的猎人则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历史数据。因此，在通过社区访谈获取本地动物资源信息时，应该根据不同调查目标(如物种现状、历史数据等)，选择不同的社区访谈对象；建议避免笼统地强调被访谈对象数量，而不关注其提供信息的能力差异和有效性。

在动物资源现状调查中，社区访谈被作为红外相机和样线调查的补充[21]。目前，通过红外相机和样线法仅对少数旗舰濒危物种进行了监测。如果要回溯近期物种变迁，社区访谈具有无可替代性。需要指出的是，社区访谈在对生活于复杂环境、数量稀少和活动隐蔽的野生动物调查有一定局限，而大量和长期布设红外相机可以弥补此缺陷，因此需要根据调查对象及其环境特点配合使用多种方法[9，22]。

年龄和识别物种数量无关，可能存在访谈对象从长辈或他人获取了物种信息的情况，导致年龄小的访谈对象也能提供更多、更久远的信息。在后续访谈工作中，应该将“眼见为实”和“听说”的信息加以区分，同时将物种信息及其“真实提供者”对应起来，防止误将年龄作为选取访谈对象的一个参考标准。

4.3 管护建议

保护区内比保护区外物种丰富、国家重点保护兽类多，表明保护区对野生动物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保护内及其周边村民保护意识薄弱，不清楚哪些是保护动物。因此，需要借助多种方式进行保护意识教育。受教育的人比未受教育的人能识别更多物种。保护管理部门应定期在中小学校开展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逐步提高家庭的保护意识。

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如修路)不仅直接导致生境破坏和片段化，而且大量人员涌入对野生动物造成直接威胁和干扰。此外，保护区内草果等经济种植对野生动物产生了一定影响，需要根据功能区划加强管控和科学评估，做到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

2000—2012年，保护区内森林公园旅游业发展可能是较少遇见兽类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须进行监测和分析评估旅游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助于实时调整管护策略和措施。

目前，保护区外林场分布有9种重点保护物种(一级4种和二级5种)。虽然林场的主要职责不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实际上起到了物种保护的客观效果。因此，建议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结合野生动物资源状况，赋予林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职责，在政策、资金、人员和技术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总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搞清威胁因素，针对主要因素进行整改。针对社区居民对生物资源的依赖和过度利用，建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重视并改善周边社区居民经济生活水平，减缓对自然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宣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使社区居民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持续改善其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提高其保护主动性和积极性。

致谢：本次调查得到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屏边分局和屏边县林业和草原局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达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