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笔下的菲勒斯中心主义

摘 要：本文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歌德笔下《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和《浮士德》中的格蕾琴，认为她们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下“母性”和“妻性”的理想化身，而非真实的女性，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救赎意味。她们的形象回应了菲勒斯中心主义下“永恒女性”的文学传统。

关键词：绿蒂 格蕾琴 “母性” “妻性” 菲勒斯中心主义

18世纪的伟大诗人歌德塑造了大量富有理想色彩的女性人物形象，《少年维特的烦恼》与《浮士德》中的绿蒂与格雷琴正是其中的两位。中国对于绿蒂和格雷琴人物形象的现有研究基本都是建立在认同文本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對人物性格和悲剧命运的成因进行分析，却很少深入探索该人物形象本身的合理性，也没有将两个人物形象进行结合分析的论述。只有和建伟、陆晓光在《马克思何以推重“柔弱”的女英雄——燕妮与甘泪卿的比较》中对甘泪卿形象提出了一定的质疑：“歌德和马克思的喜好似乎有男性中心之倾向，而甘泪卿和燕妮则分别满足了他们对女性的期望。”a该研究虽然对格雷琴人物形象设置中的男性中心倾向有所认识，但并未深入探索。

菲勒斯（phallus），原指男性生殖器形象，后发展成男性权力的象征。拉康指出，“男根（菲勒斯）是这个标志的优先的能指，在这个标志中逻各斯的本分与欲望的出现结合到了一起”b，为该词引申出特权的内涵。“菲勒斯中心主义意味着父权制的正面价值是衡量一切的标准。”c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之下，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被以男性的标准“理想化”，而这正是歌德笔下女性人物的一个普遍特征：“我对妇女的看法不是从现实的现象中概括出来的，而是先天就有的，或者天知道是从我的思想里产生的。我所描绘的那些妇女全都占了便宜，她们比现实中所能遇到的妇女更好。”d这些女性人物不是真实的女性，而是被塑造、被期待，因而具有迎合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特质。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强烈束缚之下，女性被期待具有符合男性标准的“母性”与“妻性”。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和《浮士德》中的格蕾琴具有两种“母性”：具体的和象征性的“母性”。她们也具有高度符合男性审美的“妻性”，除了美貌，还表现在她们的依附性、她们贞洁而蹈矩、她们作为狭隘世界的象征、她们是负罪与忍耐的角色四个方面。两人的形象植根于男性中心主义之下，承袭了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救赎意味的“永恒女性”的文学传统。本文以这两位女性人物为例，在对比、共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菲勒斯中心主义理论深入发掘人物形象自身的合理性，探索歌德笔下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并对“永恒女性”的文学传统进行思考。

一、多面向的“母性”

《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和《浮士德》中的格蕾琴具有两种“母性”：一种是针对弟妹或自己孩子的具体的“母性”，一种是富有宗教色彩的、能够拯救自己和别人的象征性的“母性”。

（一）具体的“母性”

母亲是女性重要的伦理身份，母性也是重要的“女性气质”。母性中自然焕发出的牺牲、体贴、温柔、无私等品质，有利于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用孩子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中也显得合情合理。“献身于孩子、丈夫、家庭、家族、国家、教会，这就是她的命运。”e——出于母性的献身与牺牲是一切其他牺牲存在的逻辑起点。菲勒斯中心主义竭力宣扬的“母性”光辉，实际上正是其控制和束缚女性、满足男性“妻性”期待的起点。

《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绿蒂的母亲去世时将八个年幼的子女全部交给她照顾，从此绿蒂扮演起母亲的角色，辛勤劳作，操持家务，充满了不仅对弟妹，也对任何孩子的无私关爱——当她和维特去看望一位年老的病人时，会下意识地拥抱对方“又脏又丑的最小的娃儿”。她渴望成为一位称职的“母亲”，常常流着泪向上帝祈求，希望自己也“像妈妈一样”f。虽然没有真正获得“母亲”这一伦理身份，绿蒂却已经经过了“充分操练”，她对孩子无私奉献、体贴关怀的精神都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她无疑会成为符合“母性”期待的合格母亲。这正是她作为“理想女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浮士德》中，格蕾琴也代替母亲履行抚养妹妹的职责，用牛奶和水将妹妹喂养大，妹妹就像是她的孩子。听过她的经历，浮士德赞叹：“你一定享受到最纯洁的幸福。”g她享受到的正是母亲式的幸福。此后，未婚先孕的格蕾琴出于恐惧和耻辱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违背她天然的母性，为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她不断地回忆喂养、拥抱着自己孩子的一夜，痛不欲生。

可以看出，尽管绿蒂没有成为母亲，格雷琴很快地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她们都具有强烈的“母性”，符合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期待。这样的“母性”针对具体的孩子，是具体的母性。

（二）象征意义上的“母性”

母亲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人类意识发展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与母亲的远离，是与潜意识和本能的分离，但是人的意识始终保持着对这个失去世界的向往，因此在遇到艰难与困惑的时候，这种向往就诱使人的意识后退，希冀回到母亲的子宫、寻求母亲的庇护的无意识就会发挥作用。”h母性强大的庇护力、无私的性质，让人类自然赋予母性引导与救赎的意味。菲勒斯中心主义在女性的具体“母性”为孩子献身牺牲的基础上，发展出女性为教会、整个人类献身牺牲的意义。这种象征意义的“母性”的释放能够实现对自我和他人的双重拯救。

《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绿蒂体现出强烈的宗教式的母性，以自己的精神实现对身边人的感召。她的母性赋予弟弟、妹妹谦让的美德，使得妹妹先递水给她，这实质上正与宗教中牺牲自我以救赎他人的精神吻合。这让维特“真想跪倒在她（绿蒂）面前，如同跪倒在一位替民族赎了罪的先知面前一样”。绿蒂愿意拥抱年老病人“又脏又丑的最小的娃儿”，母性的无分别再一次与宗教悲悯的精神内涵吻合。在维特离开绿蒂进城的前一天晚上，绿蒂简直化身为教化的“圣母”，引导与感召着自己身边的两位男性。她说：“亲爱的最圣洁的母亲，你会用最热烈的感激心情颂扬上帝的，你曾噙着临终的、痛苦的眼泪向上帝祈祷，保佑你的孩子们幸福。”听了她的话，“阿尔贝特一下子捧住她的脖子连连亲吻，高声嚷道：‘我们是很幸福！我们将来也会很幸福！——冷静的阿尔贝特这时完全丧失了自制力，我自己（维特）也失魂落魄了”。此处的绿蒂不像是一位未婚的少女，反而像是予人祝福、普度众生的圣母，在自我神圣化的同时也对身边的两位男性人物进行了宗教式的感召，实现了双重的“拯救”。此刻维特和阿尔贝特爆发式的感情，已经不是单纯的爱情，而是伴随着宗教的狂热了。

《浮士德》中，格蕾琴杀死了自己的婴儿，她的母性更在于笃信宗教的基础上实现对自身和男性（浮士德）的救赎，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上帝自始至终是格蕾琴最高的精神寄托，她不仅将魔鬼送来的首饰乖乖交给教士、用花瓣的神谕来求证爱情，更是第一眼就辨别出梅菲斯特绝对与上帝无关。“我在你的怀抱里那么舒服，那么自由，那么温暖地倾心相许，可他（梅菲斯特）一来我就憋气憋得要死。”这说明上帝给予格蕾琴的安宁甚至超出了浮士德。最后坚定格蕾琴赴死决心的正是梅菲斯特的出现。看到梅菲斯特，格蕾琴大喊：“快把他撵走！他到这块圣地来干什么！”——牢狱和死亡成为圣地，因为它们象征着赎罪，象征着灵魂的拯救，她完全“听凭上帝裁判”。在为爱情失去一切，并失去爱情之后，唯一没有抛弃格蕾琴的上帝不仅是她最高的精神寄托，更成为她唯一的寄托。在至死不渝的信仰之后，格蕾琴终于实现了自我的救赎，第一部结尾处的一句“被拯救了”正代表了她的命运。

象征母性的拯救作用不限于格雷琴对自身的拯救，更在于对浮士德的拯救。当浮士德在瓦尔普吉斯之夜中逐渐沉沦时，是格蕾琴的幽灵让他惊醒、抽离。格蕾琴自始至终都在提醒他远离魔鬼梅菲斯特，第一部落幕时的两声“海因里希”正是对浮士德的规劝和告诫。而最终拯救浮士德灵魂的“永恒的女性”中正有一个“原名格蕾琴”的人，是“往日的情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了《神曲》中最终给予但丁指引与救赎的贝雅特丽齐——男性主人公历尽磨难，最终是充盈着母性的女性实现了对男性主人公的终极拯救，永恒的母亲是畏惧世界的人类最终的向导和归宿。可以说，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下的“母性”期待是女性与宗教紧密相连的一个原因。

在“母性”的基础上，献身于孩子的女性合情合理地进一步献身于丈夫，“妻性”亦由此萌生。绿蒂和格雷琴在小说中都作为男性主人公恋爱的对象出现，从她们的特质与在文本中扮演的角色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色彩。

二、高度符合男性审美的“妻性”

菲勒斯中心主义对作为妻子的女性提出了严苛的要求。除了不言而喻的“美貌”特质，绿蒂和格蕾琴的身上体现出的“妻性”期待还表现在依附性、她们贞洁而蹈矩、她们作为狭隘世界的象征、她们是负罪与忍耐的角色四个方面。前两方面与女性的特质有关，后两方面展现出女性在文本中扮演的角色。女性或因“单纯”，或因客观条件而对男性产生了依附性，而这样的依附性是“妻性”各个方面的基础。正因为女性的依附性，她们不得不迎合男性、维护男性的利益，从而坚守贞洁、循规蹈矩（也需要美丽动人，满足男性的期待）；她们被视为狭隘世界的象征，被围困在狭窄的家庭里；她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承担不应承担的罪责。削弱女性的独立性、塑造依附性是菲勒斯中心主义建构富有“妻性”的女性的第一步。

（一）依附性

《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和绿蒂与《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和格蕾琴，在爱情的精神世界中都并非对等关系，女性对男性都具有强烈的依附性。

《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维特对绿蒂的赞美中使用最多的词就是“单纯”，而歌德作为作者不断地向读者强化这样的认知：“她（绿蒂）在丈夫面前总是像水晶一样清澈透明，从未隐瞒自己的感情，现在怎么能够向他掩饰？”被反复渲染的“单纯”意味着不隐瞒，无心机，男人容易掌握，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妻性”期待。然而，绿蒂就真的没有心机，真的听任男性掌控她的感情吗？《附记·十一月八日》中写道：“她（绿蒂）怕我深入这个话题，扯起别的事情来了。我的至友，我完了！她能够随心所欲地将我摆布。”虽然维特这样的感觉与求爱者不可避免的盲目有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绿蒂对于感情并不是毫无处理的技巧。更加令人起疑的是《附记·九月十二日》中的场景：绿蒂在维特面前用嘴唇喂金丝雀面包屑。这激起了维特激烈的反应——“我转过脸去。她不应该做出这个举动！不应该做出这天真无邪和幸福的形象来激发我的想象力。”已婚、明知维特心意的绿蒂真的是由于“天真无邪”做出这样的举动吗？然而，不论是文本中的男性，即叙述者维特，还是文本外的作者，都在“单纯化”绿蒂的行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如果他坚持认为她是纯洁的、圣洁的，这更多是因为不想承认她有身体。”绿蒂在文本内外“妻性”的期待之下被认为具有面对男人的“单纯”，个人的欲望和自我心理活动被否定，在感情面前没有掌控尺度的能力，从而具有强烈的依附性。这样的“单纯”主要出于维特的臆想和作者歌德的强化，而并非人物本身具有的特质。事实上，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中，女性的“单纯”，乃至无知、软弱，也不过是男性想象的产物，而并非女性本身具有的特質。

相比事实上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绿蒂，格蕾琴彻头彻尾地成了男性的附庸。绿蒂经常读书，能够对《韦克菲尔德牧师传》头头是道，能够与维特一同欣赏荷马、奥西恩的诗歌，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但格蕾琴没有读过书，没有知识，剧中她说话用词简单，甚至句子不合语法，除了美貌和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外一无所有。面对与自己文化差距巨大、来自社会上层的浮士德，她只能用宗教信仰来进行维护爱情的尝试。例如，她问浮士德：“你是怎样看待宗教的？”在与自己差距巨大的情人面前，她极尽卑微：“只要您想念我一时半刻，我就会永世把您记牢。”她缺乏见识，甚至很少出门，终日在家务中操劳，将所有的一切都交付情人之手。这样的格蕾琴注定拥有悲惨的结局。格蕾琴对情人强烈的依附性正是符合男性期待的“妻性”的一个具体表现。格蕾琴故事的前半段事实上是“灰姑娘”原型的又一次展现。

（二）贞洁与蹈矩

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妻性”期待中，忠贞与循规蹈矩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正是因为女性具有的依附性——难以实现自己独立的价值，她们是男性的财产，身体不属于自己。她们贞洁的丧失意味着男性的损失，意味着私有制下财产继承中财产的流失。

《少年维特的烦恼》中，面对维特狂热的追求，绿蒂一直保持对阿尔贝特的忠贞。她相信丈夫的优秀品质是自己一生幸福的基础，女性应该对丈夫始终忠贞。从一定程度上说，维特的爱情悲剧是一开始就已经埋下的——爱上绿蒂意味着对现有婚姻秩序的挑战。维特的死亡也可视为是挑战婚姻制度而付出的代价。

《浮士德》中，格蕾琴为失去贞洁付出了极惨痛的代价。《水井》一节详细讲述了惩罚失贞少女的措施，而格蕾琴因为失去贞洁从被反复夸耀的“少女之花”成为“只能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跟乞丐和残疾人为伍，即使上帝宽恕你，在人间也将遗臭万年”的“破鞋”。我们很难想象这正是格蕾琴亲爱的哥哥临死之前留给妹妹的恶毒话语。在这里，格蕾琴的哥哥实际上正是文本内外对女性提出“贞洁”这一“妻性”要求的代言人，他深深的恶意正是菲勒斯中心主义对失贞女性的深深恶意。通过格蕾琴的惨痛经历，作者歌德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宣扬了对女性“贞洁”的“妻性”期待——只有婚姻才是女性体验性和获得“母亲”这一伦理身份的唯一正当途径，格蕾琴也正是因挑战婚姻秩序而死的牺牲品。

（三）狭隘世界的象征

在男性的“妻性”期待之下，女性因依附性不仅被封闭在家庭之中，甚至成为妨碍男性追求远大抱负的阻碍，成为狭隘世界的象征。

《少年维特的烦恼》全书是“乡村生活——出走城市——返回乡村”的结构，维特对绿蒂的爱情正是产生在乡村。这样的安排及绿蒂本人“单纯”的特点体现出“狂飙突进”时期对自然的向往——将美好爱情的发生场域设置在乡村，美好恋人的形象是淳朴的。然而，在这样的结构下，回到绿蒂身边意味着维特脱离实现事业的道路，选择消极避世的生活方式。《第二部·三月二十四日》就有这样的表达：“如今竟眼看他（维特）一下子刹车（指维特辞职的事情），跟着他的马儿退回马厩里！”将女性和爱情生活等同于狭隘也表现在文本内人物的思想中，绿蒂对维特说：“你要克制自己啊！凭你的心灵，凭你的知识，凭你的才能，难道不会给你提供多种多样的欢乐！做一个堂堂男子汉！”作为男性，维特若沉迷于对绿蒂的爱恋，则被认为忽视了“多种多样的欢乐”，不是“堂堂男子汉”。他本该拥有爱情之外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幸福源泉。他沉迷爱情时，爱恋的对象就成为将他羁绊在狭隘世界的被指责者，甚至他爱恋的、被赋予“妻性”期待的女性本身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正如为这样的观点代言的绿蒂。然而，文学作品中为爱情无限奉献、因爱而死的女性人物层出不穷，如格蕾琴、林黛玉、蔡姬、安娜·卡列尼娜等，她们却获得无尽的赞颂。显然，女性所拥有的发展空间局限于爱情，如美狄亚就将拥有完满的爱情作为自己最高的目标，“将爱情作为人生的主要乃至唯一目标是几千年尚未解放的妇女被羁绊、被束缚的一个象征”。

《浮士德》中，这样的观念更加明显。浮士德与格蕾琴的恋情被安排在“小世界”，与之后浮士德开展的“大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格蕾琴本人更是作为浅陋、生活局限的小市民的代表，成为魔鬼为浮士德安排的、诱惑他停止追寻脚步的阻碍。两人爱情的无果本是充满进取精神的资产阶级与小市民阶级观念差距的反映，但安排女性来代表意欲贬损的阶层，本身就流露出性别偏见。

（四）负罪与忍耐

不论是《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是《浮士德》，男女主人公都犯下了巨大的罪孽。i从作者的笔触中，我们能感受到“女性承担罪责”的“妻性”期待——男性犯下的罪孽被用各种方式推诿到女性身上，却无人会为女性做出任何开脱。“女性承担罪责”源于菲勒斯中心主义下强烈的厌女症（misogyny）。

《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第一稿（1774）与第二稿（1787）之间存在诸多区别，重要两处就是对绿蒂人物形象的丰富和对绿蒂夫妻之间冷战的添加。j歌德甚至将这种冷战、绿蒂的迟疑与挽救维特生命的可能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早已恢复了愉快的信赖，关系更加亲密，如果爱情和宽容在他们之间互相交流，打开了他们心头的锁，或许我们的朋友还能得救。”“她预感到一场可怕的灾难。她真想跪倒在丈夫面前，把昨夜的事情，把她的过失和预感，向他和盘托出。再一想，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用。”这样看来，绿蒂对灾祸有所预感，维特失去被救的可能与夫妻冷战和绿蒂的迟疑大有关系。书记员也因绿蒂毁灭，青年农夫因对女主人的爱恋杀人，这背后都隐隐流露出“女祸”思想。

《浮士德》中“女性承担罪责”的思想更加明显。格蕾琴的毁灭与浮士德有脱不开的关系k，然而，格蕾琴却对浮士德没有丝毫怨恨，将一切都归咎于自己，浮士德在她眼中仍然是几近神圣的恋人。“我杀了我的妈，我淹了我的孩子……——是你！我简直不敢相信。伸出你的手来！这可不是梦么！你可爱的手！”在她的话语中，所有罪孽的发出者都是她自己，浮士德仍然是梦中出现的可爱情人。是格蕾琴不愿怪罪浮士德，还是文本内外的男性中心主义不愿怪罪浮士德？不仅如此，浮士德本人對自己的罪孽也缺乏认知。他从一开始就不准备与格蕾琴结婚，却放纵自己占有她，对她即将遭受的苦难没有丝毫预想。在格蕾琴十月怀胎、受尽良心和身边人谴责的日子中，他没有为她分忧过一丝一毫。浮士德在决斗中杀死格蕾琴的哥哥瓦伦廷之后，和梅菲斯特扬长而去，在瓦尔普吉斯之夜享乐。若不是看到格蕾琴的幽灵，他甚至对她的惨痛遭遇一无所知。地牢里，格蕾琴深切的痛楚仍然不能撼动他的极端个人主义——面对格蕾琴错将他当作刽子手后发出的苦苦哀求，他脱口而出：“我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祸害？”在昔日恋人无限惨痛的遭遇面前，他眼中仍然是自己的痛苦。与其说浮士德对格蕾琴保有的是爱情，不如说是翻涌的情欲。所有伴随宗教信仰施加的堕落、痛苦都由女性承担，男性却全身而退，置身事外。

菲勒斯中心主义之下，以具体“母性”为基础的献身牺牲精神与宗教精神的暗合构成了女性为教会和全人类献身牺牲的基础，这让女性与宗教获得紧密的联系。对女性的“妻性”期待也加强了女性与宗教的联系。“妻性”期待下，女性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她们恪守贞洁的准则，象征着狭隘的世界，沦为男性的替罪羊。她们不得不面对狭小的生活空间、空虚的精神世界、匮乏的生活乐趣、命运前巨大的无力感和远远多于男性的痛苦。宗教的浸淫不仅是她们寻找精神慰藉、解释不公的方法，还是她们实现个人价值的有限途径之一。通过宗教信仰，她们能在信仰和道德上取得一定优势，换取一定的尊重和社会地位。这也是她们在知识、财富、仕途等多种自我实现道路受阻之后所能寻求的最后的、能为她们带来一定超越性的途径。

三、“永恒女性”的文学传统

具有“母性”和“妻性”的女性形象植根于“永恒女性”的文学传统，“永恒女性”本身也是来源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性塑造。这一名词出自歌德《浮士德》全剧结尾处神秘的合唱：“永恒的女性，引我们飞升。”许晨晴在《“永恒女性”形象的审美研究》中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永恒女性”形象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指出此类形象源自宗教，最早可以追溯到圣母马利亚，在贝雅特丽齐、苔丝狄蒙娜等女性人物形象身上亦可循踪迹。在《浮士德》正式提出这一名词之后，“这一形象则是在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中闪现了最为灿烂的光辉”l。永恒女性是能救赎自身与他人的救赎原型，她们往往美丽，却引起堕落，因此在苦难之中获得救赎。笔者认为，绿蒂和格雷琴都是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呼应“永恒女性”文学传统的女性人物形象。正如吸引维特，也带给他精神引导的绿蒂，和犯下罪孽而最终获得拯救的格雷琴，母性与爱情是“永恒女性”生命的两个主题，这正代表她们在菲勒斯中心主义规训下的“母性”与“妻性”。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指出：永恒女性的真正本质是“静思的纯洁理想”，在这样的理想中，“女性被定义为完全被动的、彻底失去创造力（就是‘无足轻重的人）的生物”m。“在基督教传统中，女性的精神被高度抽象化为一种以圣母玛利亚为代表的悲悯与温柔的女性气质，而她原始本质中的肉体则被不断地淡化，直至成为善的化身、成为男性通过她实现自我超越和得到拯救的一个理念。”n诚然，“永恒女性”象征着爱、仁慈与优雅，是精神向上、力臻完美的理想，但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支配的想象之下，女性被完全抽象化、概念化，丧失自身的个性、欲望，并不真实的、富有超越性的能力将她们物化为工具一样的存在。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构造出的文本世界中，真实的女性失去了表达自我的机会，不论是享有美誉的“永恒女性”，还是被丑化的“妖妇”形象都是对女性的扭曲，都是对一切真实平凡而富有生命力的女性的排斥。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支配之下富有“母性”与“妻性”的绿蒂与格雷琴受到该文学传统的影响，也丰富了“永恒女性”的文学人物群像。

综上所述，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利用菲勒斯中心主义理论，从“母性”和“妻性”两个角度分析了歌德笔下《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和《浮士德》中的格蕾琴。菲勒斯中心主义期待赋予她们的“母性”和“妻性”使得女性与宗教产生了紧密联系，她们的形象回应了男性中心主义下具有强烈宗教色彩和救赎意味的“永恒女性”的文学传统。

a 和建伟、陆晓光：《马克思何以推重“柔弱”的女英雄——燕妮与甘泪卿的比较》，《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7期。

b 〔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95页。

c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

d 〔德〕艾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25页。

e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本文有关该书另一处引文亦出自此版本，第172页，不再另注）

f 〔德〕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侯浚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g 〔德〕歌德：《浮士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hl 许晨晴：《“永恒女性”形象的审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i 这些罪孽有：维特开枪自杀，格蕾琴无意中杀死母亲、出于恐惧和耻辱杀死自己的孩子，浮士德在决斗中杀死格蕾琴的哥哥。

j 黄艺：《歌德〈维特〉第一、第二稿异文探究》，《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3期。《少年维特的烦恼》首先于1774年秋由莱比锡出版商魏甘德匿名发行，后又发行了1779年欣贝格版。1782年，歌德开始对盗版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进行修改，于1787年由莱比锡戈申出版社出版“手稿H”。

k 格蕾琴的失贞源于浮士德的诱惑，她无意中杀死母亲也是用浮士德提供的药物。她的哥哥在与浮士德的决斗中死去，而被她杀死的婴儿也是她和浮士德的孩子。浮士德是格雷琴毁灭最重要的、难辞其咎的推手。

m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n 王玮：《“永恒女性”的拯救——谈〈浮士德〉中的葛丽卿形象》，《海外英语》2012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1] 和建伟，陆晓光.马克思何以推重“柔弱”的女英雄——燕妮与甘泪卿的比较[J].社会科学论坛，2016（7）：163-173.

[2] 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 艾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M].洪天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5]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6]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M].侯浚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

[7] 歌德.浮士德[M].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8]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9] 黄艺.歌德《维特》第一、二稿异文探究[J].中国比较文学，2019（3）：16-25.

[10] 许晨晴. “永恒女性”形象的審美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8.

[11]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2] 王玮.“永恒女性”的拯救——谈《浮士德》中的葛丽卿形象[J].海外英语，2012（11）：196-197.

作 者： 彭程悦，华中师范大学2018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