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飞
近年来,“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当代文学史料学”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热议的话题,以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学术期刊上商榷的文章也屡见不鲜,甚至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比附为“乾嘉学派”重现,或是“文献学的转向”。陈子善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此时出版既恰逢其时,又似乎可视为某种症候,预示着现代文学文献学将跃入新的阶段。
作者开篇给现代文学文献学下定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以搜集、整理、考证、校勘、阐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为宗旨。”但同时在后面加注,认为“又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这里就涉及两个概念,即“现代文学文献学”和“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界至今仍对二者有所争论,有必要做一点梳理和辨析。
从概念使用的时间来看,史料学当然更早, 甚至可以说是文献学的前身。一般认为,一九八五年马良春发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 标志着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意识的自觉。由于是学科草创期的宣言,文章在史料分类上难免有些混乱,如第六类“文献史料”本身命名就有问题,将“文献”归入“史料”门下,更是不妥。但马良春将“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认定为“文献”,又表明作者对“文献”的定义较之古人有所前进。刘增杰曾坦言自己对这两个概念“犹疑不决”,在二00四年《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将二者混用。二00六年又发表《报刊文献与现代文献学的创立——以师陀研究为例》,而二0一二年最后还是决定用“现代文学史料学”为著作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