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官员为何最怕“钩考局”

2021-08-05 08:33大狮子
廉政瞭望 2021年7期
关键词:行省官员

大狮子

古代官场暗流涌动、风云多变,稍有不慎,轻则罚俸摘官去爵,重则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元朝政坛有着封建官场的一贯风貌,明争暗斗层出不穷,也有着自身特色,所谓“钩考”即是其中之一。在元朝,特别是元初的官场中,“钩考”可是个要人命的词儿。蒙汉色目官员,可谓是“畏钩如虎,人人谈钩色变”。

所谓钩考,又称理算,意即现在所谓的审计制度,依据钩考的结果,可以当即问责处罚官员。审计巡察中国自古就有,所谓“上计”“勾复”“磨勘”等。但元朝的钩考理算,结合了蒙古从波斯学来的“忽尔扎”(特别法庭)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着其背后有错综复杂的政治路线斗争,规模和残酷程度可谓空前。

忽必烈为统治好中原汉族地区,重用汉人官员。

与忽必烈有关的两次大钩考

元朝最早的钩考可能是在元宪宗四年(1254年)春天,蒙哥汗派遣耶律铸、帖木而忽秃赤到燕地区核算钱粮,七月又“诏官吏之赴朝理算钱谷”。这些钩考理算规模小,还未掀起大浪,真正有元朝特色的大钩考,还是发生在宪宗七年(1257年)的阿蓝答儿钩考。

阿蓝答儿钩考的缘起本身就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其时,元宪宗蒙哥作为蒙哥大汗,坐镇漠北和林,以大半个欧亚大陆主人的身份,统领大蒙古帝国全局。他委任他弟弟忽必烈,也就是后来的元世祖,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同时负责对南宋作战。

忽必烈为统治好中原汉族地区,重用汉人,身边围绕着窦默、姚枢、刘秉忠、郝经等汉族大臣,以汉法治汉地,恢复经战火洗劫的中原經济。此外,忽必烈在军事上也立下赫赫战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忽必烈的所为遭到了嫉恨,有人便向蒙哥检举忽必烈,说他“王府诸臣擅权为专利事”。蒙哥是个专断的人,他也担心忽必烈功高震主,威胁到他的位置。于是便对忽必烈安排了一次钩考。

此次钩考,由丞相阿蓝答儿、参知政事刘太平主持,设立“钩考局”,钩考对象为忽必烈主管的陕西宣抚司、河南经略司等。钩考目的是清查忽必烈王府擅自截留征收的钱粮税赋,并强制其立即清还。

此次钩考相当严苛,执法也十分严酷。“虐焰熏天,多人迫与死”,忽必烈手下大量亲信官员,廉希宪、赵良弼等都被钩考局拿下,不少人被严刑拷打,死在狱中。忽必烈为避灾祸,听从谋士姚枢的建议,交出权力,亲奔漠北向蒙哥谢罪,事情才由此作罢。

由于钩考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敛财,钩考局的官员很多“打铁自身不硬”,说是来整饬腐败,自己却腐败得要死,借机来吃拿卡要。这导致了钩考局所到之处民怨沸腾。

忽必烈用切身经历,体会到了钩考的厉害。在他上台以后,就把钩考作为一项好用的政治工具,使用十分频繁。

钩考是对官员的考核惩办,自然会成为官场斗争中整治政敌、打击异己的绝佳武器。就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阿合马钩考江淮行省一事来说。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与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江淮行省右丞崔斌不和,就想着钩考江淮行省,把这两个人搞掉。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钩考局查出阿里伯“擅支粮四十七万石”,应追还宝钞一万二千锭,涉及金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性质十分恶劣。阿里伯和崔斌被以“欺盗官粮”之罪处斩。

但风水轮流转,阿合马掌权时得罪了太多人,最后被“义士”刺杀。他死后,他的爪牙亲信也都被钩考了一回。至元十九年(1282年),浙西宣慰使游显又了钩考江淮行省,查出赃款合计四百余万。江淮行省原先依靠阿合马得势上台的党羽们这可真倒了血霉,罢官的罢官、下狱的下狱。

“打铁自身不硬”的钩考

简言之,钩考是元朝蒙汉杂糅的政治制度体现,也折射出元朝汉法和蒙古法两条发展道路之间的矛盾。

游牧民族落后的劫掠习俗,导致了元朝财政的超限支用。频繁钩考意义在于追征税款,是确保财源的重要手段。

游牧民族长期以来通过劫掠手段获取财富,领主也通过分封土地、赏赐珍宝手段笼络下级。这种习俗在元朝国家财政方面得到了延伸渗透。元朝政府无视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竭力搜刮地方财富,以供皇室消费,或用于赏赐功臣贵族。毫无节制、滥行支用的开支,导致了财政上的巨大压力。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一年财政赤字就达到白银一百万锭。故此,元朝廷任用商人出身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理财名臣”,通过加税,增发货币、扑买包税等手段获取掠夺民间财富。

钩考则是对这种“劫财”手段的补充保证,查一查该征的税是不是都收齐了,税是进了国库,还是被下面的贪官污吏吃掉了。

频繁钩考也是为了提高中央集权,限制地方权力的手段。蒙古的传统是实行分封制度,把地封给下属,能按期上贡就行。但随着蒙古政权接手对农耕地区的统治,为适应新形势,便推行“汉法”,设立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政府。

对地方行省、府路州县进行钩考,正是朝廷为了强化集权,控制地方官员的良策。钦差大臣定期不定期地来检查工作、审你的账、治你的罪,让你整日担惊受怕,只得对上面唯唯诺诺、俯首听命。

由于钩考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敛财,钩考局的官员很多“打铁自身不硬”,说是来整饬腐败,自己却腐败得要死,借机来吃拿卡要。这导致了钩考局所到之处民怨沸腾。宋元之际的文人郑思肖通过渔夫鸬鹚捕鱼的比喻,揭露钩考强制追征税款,对百姓的压榨盘剥:“鸬鹚得鱼满颌,即为人所抖取;鸬鹚更取鱼,人又抖取;劳无穷,利甚鲜。”

对钩考不堪其苦的还有各级地方官员,特别是汉族士大夫们,他们一向对钩考持反对态度。反对钩考的奏疏不断,说钩考“义肆虐厉民、空其家财”,“剥害生民”,“大家巨室无悉破坏,甚至逼女为娼”。他们说钩考凌虐百姓,自己为民请命,请废钩考,但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利益。

钩考在朝野上下得罪人太多,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主持多次钩考的权相桑哥倒台后,全国上下废除钩考呼声高涨。十月,御史中丞玉昔帖木儿上奏:“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三十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极,而其余党公取回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忽必烈出于安定统治集团人心的考虑,便顺水推舟下诏,罢钩考钱谷,“诏下之日,百姓相庆”,大呼皇恩浩荡。

之后,忽必烈还处死了“迫杀吏民”的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三名钩考官,“以谢天下”。元初轰轰烈烈的大钩考运动就此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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