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兆骞

胡适(1891-1962)

鲁迅(1881-1936)
匆匆百年过去,胡适和鲁迅早已殂谢,但其流风余韵犹系纸墨之间,每每追念,感慨系之。关于他们的种种纷争,也意味深长。
1917 年伊始,陈独秀将胡适从美国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编发在他主办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作为策应,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二人共同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
陈独秀对胡适向旧文化“发难的口号”(郑振铎语)《文学改良刍议》评价甚高,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陈独秀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对此,胡适则很自谦也很客观地说,自己“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并说如果没有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和坚决态度,“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五十年来中国文学》)。
胡、陈二位,虚怀若谷,毫无虚伪的客套,皆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胸襟已超出一介书生的高尚,而具有“人与文化”的历史内容。
鲁迅虽不是首举义旗者,却是遵“文化革命”“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命令而创作文学的乘势英雄。正是有了鲁迅白话文的文学实践,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才从此焕然一新。
鲁迅对胡适和陈独秀是充满敬意的。他声称白话文以前的中国,因文言而僵死,中国人处于既聋且哑的文化状态下,是“无声的中国”,而有了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才使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