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之雪》落在哪里？

杨炼，出生于瑞士。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诗坛。作品被评论为“像麦克迪尔米德遇见了里尔克，还有一把出鞘的武士刀”。获得意大利苏尔摩纳奖、雅努斯·潘诺尼乌斯国际诗歌大奖、拉奎来国际文学奖、意大利北南文学奖、意大利卡普里国际诗歌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等国际大奖。2013年获邀成为挪威文学暨自由表达学院院士。

我曾经把自己的“诗学”概括成三句话：必须把每首诗作为最后一首来写;必须在每个诗句中全力以赴;必须用每个字绝地反击。

诗人的写作像跑一场马拉松，但这还不够。我的马拉松，要始终用跑百米的速度冲刺。每一步是一首“最后的诗”，它像一道断崖追着我：后退无路，只能前行。写下每个字，都是一次“从不可能开始”。

谁该为《周年之雪》获得萨拉·麦克奎利国际翻译诗歌奖感到庆幸？我？或隐身于这本诗集中的李白、杜甫们，那个绵延3000年的汉语诗歌传统？汉字里累积如石的历史忧郁，奇崛如青铜、优雅如宋瓷的语言之美，等待太久了。饱含亡灵的“周年”，轮迴得太多了。汉语的孤独，一个挣不脱的宿命。

忘了谁说过：世界上最大的语言，是翻译。我覺得应该加上一句：世界上最深的语言，也是翻译。尤其诗歌翻译，是两个文化彼此敞开内心，让血液和灵魂相逢。人们从诗歌译文里，读到另一时空中现身的自我，被感动、震撼，却并不惊异距离的魔术。仿佛诗本该如此，无关远近，能击中心灵的，都在当下。

全球化增值的数字，如不落实为精神质量，就只不过在制造泡沫化的人类。

我写作的40年，恰与古老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期相重合。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文化反思积聚起我的思想能量，1990年代后的国际诗诗写打开了我的人类处境视野，21世纪带来的启示：是否我们从未离开一个思想同心圆？诗人唯一的形象：一个提问者;诗歌唯一的位置：一个幸存者。自称“先锋”不难，难的是成为“后锋”：保持思想之诗的后劲和耐力。《周年之雪》中，每首诗都是“有根的”。一个丰沛的血缘，连接在真人生和真语言之间。变换的题材深处，那个诗歌思维方式，古今中外不变，它是我们共同的语法。《周年之雪》，飘落在一张思想地图上：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凝成良知之痛、创造之美。我们在此相逢。

我和霍布恩28年的合作，堪称一份天赐的缘分。到《周年之雪》为止的13本书，创建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小传统，并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当代中文诗现象。威廉·赫伯特的诗歌天分、古汉语诗歌知识和他美妙的苏格兰乐感，满足了我诗作的种种渴求：观念之创新、形式之讲究、语言的全方位实验性——包括发明一首诗与古典神似的“韵律”——我们28年的翻译工作，含括了汉语3000年，更在继续创造它！借助翻译之眼，我的诗被重新审视，它能否如我所愿，成为一种“全球意义的中文诗歌”？

《周年之雪》获得首届萨拉·麦克奎利国际翻译诗歌奖，像时间和空间发生了一次美好的交汇：持续转型3000年的汉语，遇到覆盖世界最广的英语，在诗歌里，彼此化为对方的深度。这本书中不懂中文的英语诗人译者们，正是这深刻交流的最佳代表。他们和我一字字、一行行、一首首“抠”出的译文，带着对原文美学要求的领悟，从同一条根上长出另一棵树，把诗不可译——诗非译不可——诗越难译越值得译推到了极致。中英诗人互译诗选的标题《大海的第三岸》①，得自本雅明的妙语：“翻译是第三种语言。”全球化的汪洋大海，拍打着到处的第三岸，或许我们甚至只有第三岸？

此文结语，我想借用布莱恩和我一起打磨出的《一粒葵花籽的否定句》最后一行：“不让这首诗沉沦为冷漠死寂的美”和读者说一说，只要诗歌这盏小小的烛火，没有变冷熄灭，历史就不能压垮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