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对推进“创新”的启示

傅艳蕾

摘 要：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前提是反思批判。吉登斯认为，心理安全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需求，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其生活化趋势恰好对人们的这种社会心理形成了多重保障，但同时制造了自觉反思的多重樊篱，阻碍了“创新”思维的发展。为此，推进“创新”必须去“意识形态生活化”之蔽，可以以知识、心理安全、日常惯例作为自觉反思的立足点。

关键词： 心理学 创新 吉登斯 意识形态生活化

时代的发展有赖于破旧立新，有赖于各种创新驱动。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频热词。“创新”的前提是批判、是反思，为此，现代人的批判性与反思性程度如何，又是何种因素制约现代人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的发展，应成为推动“创新”首先要解答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的过程中，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安东尼·吉登斯①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尤其是他立足心理学视角所做的意识形态批判，非常值得关注。

一、心理安全需求：影响“创新”的重要因子

在吉登斯颇丰富的理论著作中，“反思”与“批判”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向度，他在《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中鲜明地指出：“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社会学不把任何社会世界看作既定的事物。”（1）（67）在他看来，社会学就是一项批判的事业、反思的事业。

“反思”不仅作为社会学本身的一项重要特征和理论要求，还被吉登斯赋予现代人的特质当中，这是吉登斯在对比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社会通常具有确定的、唯一的权威来源，支配者与从属者之间的知识信息相对封闭不流通，加之读写能力的普遍不强及通讯手段不发达，权威正当性与合法性通常不受質疑，强烈的信任感抑制了反思性的激发。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上述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权威来源多元化;二是知识信息量迅速增加并快速更新，且受通讯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信息流通性和透明度极大增强;三是人们的读写能力普遍增强。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确定性和多重选择性为现代人提供了广阔的自主性空间，但同时带来了选择的困惑和苦恼。“我们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作出选择”（2）（135）。为了选择，人们需要“反思”;对于做出的选择，人们不得不再进行反思，并在反思中重新做出选择。“个体不再主要靠外在的道德戒律生活而是借助自我的反思性安排生活”（3）（180）。“反思”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特质之一。

吉登斯进一步指出，反思并不仅仅表现在对重大事件的评价上，更重要的是，“反思性”时刻卷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惯例中。尽管人们每天都在重复各种惯例，但并不代表参与的过程是无意识和完全被动的;事实上，“就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安排过程而言，最深入地卷入其中的因素，是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实践的连续性是以反思性为假设前提的，但反过来，实践之所以可能具有反思性，又恰恰是由于它存在连续性，使实践在时空向度上体现出独特的‘类同性”（4）（62）。吉登斯试图表明，“反思”的主观思维过程事实上可能贯穿于人们十分常见的日常行为中，以确保个体的安全。这种安全感通常以生活的“可连续”获得，以此对抗不确定的现实所带来的危机和焦虑感。因此，保持个人行为与大众行为的“类同性”是前提。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似乎大大提高了“社会性安全”在个人利益和需求中的地位，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具有“反思性”的能动主体，每个人都会根据外在的文化标准和自身需求判断和指导下一步行动。

相比较传统社会，反思体现了现代人的进步，然而反思在现代社会带来了两种极端后果：一种极端是根据大众标准选择和固守某种文化，坚持本本主义，反思的重点不是文化本身，更常见的是集中于反思个人行为是否偏离这种文化和大众路线，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这一点可以从吉登斯上述关于“类同性”和“延续性”的思想中推论出来;另一种极端现象是不做选择，缺乏坚定的立场和目标，盲目跟风。关于这两种极端后果，吉登斯做出了事实判断：“在这一极上，教条式的集权主义是一种病理的倾向。在这种情景下的个人，并不一定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但实质上是放弃做出批判性判断的能力，以换回一种其规则和规定占据了他的大部分生活的权威所提供的可确信的东西。”“在另一极，我们看到了一种病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体实际上是通过一种普遍怀疑的倾向使自己停滞下来”（1）（230-231）。

可见，尽管人们确实在进行“反思”，而且没有停止过“反思”，但“反思”的结果同时导向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不论哪一种极端情况，都表现出人们躲避选择的心理倾向，这是由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一种心理安全危机。当“反思”受到阻碍，“创新”将失去动力和源泉。

二、意识形态生活化：心理安全的庇护

创新遭遇现实瓶颈，关键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文化本身失去了批判和反思性。对于文化的自觉反思和选择，离不开主体的利益和需求。这表明某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是因为该文化满足了人们的普遍利益，同时又遮蔽了文化本身可能对普遍利益造成的危害，这种文化即意识形态。吉登斯虽然未对意识形态进行过系统研究，但是意识形态的生活化趋势和特征在其字里行间得到了彰显，为寻找“创新”的樊篱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有逐渐向日常生活融入的趋势，使意识形态更具隐蔽性。通常认为，意识形态是政治领域的范畴，对意识形态的探讨往往局限于宏观的重大事件。吉登斯突破了这一传统认识，将意识形态的研究触角延伸到了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领域。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和生活化特征在现代社会已越来越凸显，并不亚于政治特征。

一是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方面。吉登斯承认，意识形态是一种话语表达，是“用话语讨论话语”（5）（290）。但他并不是抽象地讨论话语，在他的分析当中，话语被分解为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两个方面。关于话语内容吉登斯并没有作过多讨论，更关注的是话语形式。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话语形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宏大叙事，即以鼓舞人心的动人辞藻进行情感的动员;另一种是日常生活的话语形式，它以最普通的日常话语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话语形式即知识和常识，这种话语形式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和运用。

二是表现在意识形态的性质方面。吉登斯虽然强调“利益”分化是意识形态形成的根本前提，但是根据他的分析，“利益”不仅指向政治利益，而且在现代社会，社会利益愈加成为独立于政治利益的一种特殊利益，意识形态的社会性特征因此愈加凸显。首先，意识形态的功能可分为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吉登斯认为，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较突出，通常意识形态的主张以满足人们的权力需求为主要话语。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使生活能够延续的社会性需求普遍提高，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间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80）。意识形态本身所带有的稳定性和维护现有秩序的目的指向正好与现代人的需求相吻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的两种利益满足可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区分为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再进一步，意识形态的动员亦可区分为政治动员和日常生活动员。政治动员即以响亮的政治口号动员群众，但吉登斯更关注意识形态动员的日常生活路径。“在最根探蒂固的意识形态当中，有一些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常规—实际觉悟和每天的谈话—基础之上”（6）（68）。在吉登斯看来，政治动员主要是以支配者为构建主体的，目的是维护政治统治地位，从属者通常是消极地接受甚至强烈地反抗;在日常生活动员中，不仅有支配者的参与，从属者出于维护自身的社会性利益需要，事实上也不自觉地参与到意识形态的构建当中。因此，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动员更隐蔽和“根深蒂固”。

以上分析表明，吉登斯在没有否定意识形态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了其社会属性，即意识形态的生活化特征。在他看来，这一特征在现代社会的彰显，关键就在于“知识”。知识在传统社会具有地域性、封闭性、确定性的特征;现代社会因通迅媒体的发展及反思性增强的影响，知识全球化、流动性、抽象化、不确定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现代人的读写能力普遍增强，不仅拥有大量的知识，而且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在维系社会关系中的媒介作用越发凸显。意识形态具有知识这一日常生活的话语形式，大量的常识积累，以及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习惯和惯例为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融入提供了可能性条件;知识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不安全感，寻求意识形态的社会性保护需求与日俱增，意识形态的社会合法性和社会功能日益突出，由此提供了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融入的必要性条件。可能性与必要性条件都以常见的惯例形式生成于日常生活中，导致意识形态的融入和表现形式愈加隐蔽化，货币即其中一种表现形式。

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特征逐步显性化。一方面，面对多重权威和选择，货币由于能够提供一种互动的标准满足了普遍的社会性安全需求。在吉登斯看来，作为一种标志符号，货币不仅是商品得以流通的一种物理媒介，还是一种信息媒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积淀，货币本身向人们传达了一种信息，即货币可以实现一切交换。“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货币被称之为‘多才多艺的妓女，她是这样一种交换工具，不论商品或服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用非个人的标准代替它们”（2）（19）。吉登斯认为货币的一大特征即是“标准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所以，它被当成万能之物。”（7）（242）货币的这种特征对于现代缺乏选择标准的人们来说，无疑提供了一种心理安全。正因为如此，进入现代社会的人們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量化标准，以精准的数字衡量各种事务的价值，几乎任何事务都可以通过货币实行交换，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劳动力也参与到商品市场的交换中。货币无所不能象征意义在人们心理上构成了一种权威，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标准尺度和不可或缺性使其获得了的一种合法性地位。

另一方面，货币的标准价值事实上掩盖了一部分不为大众知晓的货币知识，知识的不对称满足了部分特殊群体的利益。吉登斯指出：“虽然较大的前现代社会体系发展了某种货币交换，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和成熟，庞大的货币经济更精致、更抽象了。”（3）（20）他看到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货币资本的计算形式发生了新的改变。货币业已演变为被列成表格或编成索引的成本、利润和亏损指标，它以纸张或其他记录媒介标记，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货币不再具备物理形式，而是以信息形式储存和调配。这些复杂的计算程序构成了新的知识，成为人们掌握和使用货币的资源。但是日常生活的普通民众，一般只能掌握简单的货币知识，他们根据这些约定俗成的货币“常识”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经济活动，以维持社会生活的可持续，满足社会性安全需求;更复杂的货币知识往往为精英集团或资本家所掌握，他们利用这种知识的不对称可以获取大量普通民众意想不到的货币收益。在这种意义上，货币成为资本家敛取财富的意识形态工具。为普通民众所不知晓的是，他们用来维护社会性安全的日常交易活动事实上正是资本家动员货币这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渠道，后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吉登斯以“知识”和“延续性”的安全需求为主要分析工具揭示意识形态生活化和隐蔽化的内在机理，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解释路径。根据吉登斯的观点，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它在现代之所以能够成为“反思”和“创新”的樊篱，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在形式上，意识形态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契合，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惯例作为保护伞肆意横行;二是在内容上，知识的不对称是意识形态形成这种遮蔽性的一大根本来源。

三、打开“创新”之路：去“意识形态生活化”之蔽

根据吉登斯的启示，意识形态生活化是人们进行反思和创新的现实瓶颈之一，由于意识形态采取了更隐蔽的生活化形态，造成现代人对这种文化的辨别力和反思批判性减弱。换言之，从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着手，特别是对造成意识形态生活化和遮蔽人们挖掘其进行正确认识的各种因素，便有可能使人们对这种文化本质产生全新的认识，使“反思”和“创新”得以冲破樊篱。

首先，从意识形态的形成前提来看，“知识”是意识形态形成和扩展的重要媒介，所以“创新”离不开对各种知识尤其是常识的反思。吉登斯关于货币意识形态的分析提供了重要启示：知识不对称是形成意识形态的重要前提。吉登斯指出：“当观察者要对行动的特征进行描述时，在这个方法论层面上，行动者所持有的信念，无论是默契的，还是明言的，都应该看作是‘知识。”（4）（475）吉登斯主张“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已十分突出：第一，“知识”是人们认知外界世界的主要媒介;第二，长期的学校教育培育出了对“知识”的科学性和不容置疑的接受态度;第三，现代社会的知识信息大规模增值，更新频繁，且方便获取。“我们正在从建立在物质产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体系向主要地与信息相关的社会体系转变”（2）（1-2）。然而，尽管大部分知识和信息的共享已成为可能，但知识的分布并不对称，一部分人由于获得了先进的信息监控手段占据了支配他人的地位。在吉登斯看来，利用积累的信息并对其加工整理形成机构或者集团所储存的符号性资源，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对不在场的人员达到间接监控和支配。当然，吉登斯所谓的“知识”是具有广义内涵的社会科学知识，排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和纯粹的技术知识。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共享的知识进行传播，但共享知识背后掩盖了一些不为多数人知晓的专门知识，真正发生支配效应的正是在于知识的不对称，或者说“信息鸿沟”。吉登斯试图表明，意识形态能够借助“知识”这种最为常见的话语形式融入日常生活，为意识形态的遮蔽性提供首要的砝码;按照他的逻辑，不断增加新知识应是突破意识形态的一种可能路径。因此，“创新”需要对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和常识进行自觉批判和反思。

其次，从意识形态满足普遍利益的功能来看，获得认同的心理安全需求在当代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创新”的过程需要自觉反思这种利益需求。根据吉登斯的分析，现代人普遍存在一种不安全感，面对现实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带有严重的焦虑心态，因而寻求一种确定性的安全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便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在吉登斯看来，“安全或者是指大多数聚居在一起的人类集体的安全（直至并且包括全球性安全），或者是指個人的安全”（2）（31）。从利益的角度看，能够维护个人行为同普遍行为的一致，避免个人失去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同样重要，即吉登斯所强调的个人的社会性利益。根据吉登斯的分析，这种利益只有在现代社会才能大规模凸显，它是个人寻求自我认同的新的表现方式，但由于极其隐蔽的特征往往为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所掩盖，为意识形态的遮蔽性提供了第二种砝码。将利益和需求剥离，自觉意识和反思现代人的这种社会性利益，有助于帮助我们认清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与个人利益发生契合发挥作用的。

最后，从意识形态的动员路径来看，日常惯例起着积极推动作用，因而“创新”还需要自觉反思这些惯例。文化新自觉还要求进一步反思意识形态与日常惯例的关系。上文已分析指出，保持生活的延续性是现代人的普遍需求，“为了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继续下去，能动者必须要保持持续的警觉。习惯和惯例的保持是反抗焦虑威胁的关键堡垒”（3）（43）。吉登斯试图表明，保持社会生活“一切依然如旧”的基本路径即日常生活中日复一日的惯例。在他看来，日常社会关系中无不包含权力和支配，当人们以不自觉的习惯方式再生产出这些社会关系时，权力和特殊利益得到巩固，因而能够在日常惯例中顺利“流通”。吉登斯认为，相对于大规模的口号式宣传方式，日常生活中的惯例才是意识形态最根深蒂固的动员方式，因而构成了意识形态遮蔽性的第三种砝码。正因为动员方式如此隐蔽，消无声息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各种习惯和惯例才更值得引起自觉反思。

简单来说，造成意识形态深入日常生活的各种隐蔽因素都应进入自觉反思的对象范围。“创新”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突破甚至是抛弃这些因素，但至少应成为守正创新、破旧立新的立足点。吉登斯提供的启示涉及知识、社会性利益、惯例三个方面，当然事实上可能还包括其他。正是因为这些方面习以为常的特征往往受到人们的忽视，被排除在自觉反思的范围之外。“创新”本身需要在理论研究上对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做出更多批判性反思，包括前提性的反思，即对于造成限制和遮蔽反思性的原因再追问和反思。即马克思晚年在致卢格的书信中所表达的：“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8）（66）尽管吉登斯的理论存在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其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视角向微观日常生活领域的倾斜，确实打开了新视角，这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一种重要的发展和补充。

注释：

①吉登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主要以发端于十七世纪西欧的“现代社会”为背景，立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纵向比较，提出了包括了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自我认同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在内的诸多极富时代性的理论成果，理论建树十分丰富。由于吉登斯所描述的西方现代社会背景与我国转型期的现实国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故借鉴吸收其理论以运用我国的分析。本文对吉登斯理论的借鉴涉及多个方面，但基本都围绕“意识形态的生活化”这个主题选取题材。需要说明的是，吉登斯本人并没有关于意识形态的系统理论，但在其不同著述及不同场合的访谈中都隐约谈论到意识形态的话题，颇具深刻性，显露出其隐晦又锋利的意识形态批判光芒。可以发现，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带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M].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5]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M].文军，赵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弘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意识形态批判：吉登斯与马克思的‘对话”（编号：18HQZZ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