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孤独症”的破灭

2021-08-10 04:21刘火
文史杂志 2021年4期
关键词:戛尔尼帝国乾隆

刘火

公元1793年9月(清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出使大清就要结束时,收到乾隆皇帝致英国国王的信(但马戛尔尼并没有亲见)。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文译本,三联书店1993年)全文录用了这封清皇致英皇的信。《停滞的帝国》说:“原文是用中文古文写的,里面不断使用高傲的接近于侮辱人语气”,因此,将原文“译成拉丁文的传教士仔细地删除了最傲的词句”即把“任何带有侮辱性的语词”删去。因此,我们在《停滞的帝国》看到这封信由法文转译成中文后,内容和语气都较为轻松。这封信的中文曾载于民国8年(1919年)上海广益书局印行的《满清十三朝秘史》卷四《外交》里:

上敕谕英吉利国王: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令大臣带领使臣等瞻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

这段话在《停滞的帝国》第四十六章里是这样的: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教化……。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

现在很难考《满清十三朝秘史》卷四《外交》和《停滞的帝国》所录此文(据说此文本现藏大英博物馆)孰真孰赝。无论真赝,乾隆大帝在英国使臣面前,都如泰山视群峦:你个蕞尔小邦,来到天朝,就两件事,一件是观瞻大清国的教化文明,二是沾我大清国的便宜。前者说的是,大清的文明与英国比,英國就是未开化的国家;后者谓即便贸易往来,也是蕞尔小邦来我大清,跟着大清国发财。

一个新兴帝国正在敲老牌帝国的大门;一个老牌帝国的大门却依然紧闭。

事实上,乾隆后期已经外强中衰了。《清史稿》卷十五《高宗本纪六》记乾隆五十八年,年始就遇河南五县陕西三州春旱,紧接直隶二十一州大旱。上年即乾隆五十七年,河南二十五县大旱。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旱灾水灾连连,虽然如往地在灾区(如河南、山东、直隶)减免“逋赋”(未交或偷漏的税赋),这与乾隆初下江南(乾隆十六年)时的“康乾盛世”相比,清王朝与过往已不能同日而语了。此时(18世纪后期)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洗礼中,领土已从英伦三岛扩展到北美、澳洲、印度等(参见《全球通史—1500以后的世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正在强势东扩的沙皇俄国签订了中国近世的第一个关于领土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将未定的、原来可能是清祖上的外兴安岭及其以北的大片土地确认为俄国所有(我们后来看到,自《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东北的领土割让,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此时的英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到清“希望传播英国的先进技术”,以期望英、清的“贸易正常”(即非“朝贡”与“加恩”的关系),并“使之扩大”,进而“开辟新的市场”。但马戛尔尼进京却异常艰难,仅仅英使臣的“脱帽”“跪”与“半跪”之间,清英就争执许久(最后以半跪形式)。《清史稿》里记载的是:“上御万树园大幄,英吉利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东等入朝觐”。

乾隆帝在致英王的信中认定:一、“天朝统驭万国”;二、与他国贸易只是“天朝加惠远人”;三、既便如此,也是天朝“抚育四夷”“并沾余润”;四、“天朝体制”须“向使臣等到详加开导”。总之一句话,除大清天朝,任一他国,只是未开化的蕞尔小邦。拿法国人佩雷菲特的话讲,乾隆帝以为大清帝国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

乾隆五十八年至光绪末(1793—1908年)的百余年间,是清朝从盛世缓慢而至急速走向衰亡的百余年。这百余年,也是外来势力、外来文化由缓慢至急速而进入中国的百余年。这百余年也是内忧外患的时期。这内忧主要体现在内乱:从嘉庆时的白莲教起到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止。而从同治到光绪,清朝在面对内乱与西洋进入的双重危机下,以一个女性即慈禧太后之力开启了所谓“同光之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当然,也是这个女性的骄横与愚蠢,先是在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中输光了洋务运动的本钱,接着因“庚子拳乱”,1900年6月21日,清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11国同时宣战。大清惨败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与英、美、法、德、意、日、俄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定,可以说大清的气数基本已定。

在这一系列变乱期间,清王朝先是洋务运动失败,后又有戊戌变法(1898年)流产(仅103天);但历史的吊诡与奇迹就在于:它并没有因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两次重要变革的失败而被埋葬,相反的是,洋务运动积累的经验和留下的资产、戊戌变法留下的新思想,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启了东向日本、西向英美学习的道路。实掌“同光”大权的慈禧太后,竟然决定或者同意了这一系列向西洋学习的决策。

这便有了光绪帝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致英国国王的国书。信全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英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通好有年,交谊益臻亲密。夙闻贵政府文明久著,政治日新,凡所措施,悉臻美善。朕,眷恋时局,力图振作,思以亲仁善邻之道,为参观互证之资。兹特派署兵部侍郎徐世昌、镇国公载泽、商部右丞绍英前赴贵国考求政治。该大臣等究心时务,才识明通,久为朕所信任。爰命恭赍国书代达朕意,惟望大皇帝推诚优待。俾将一切良法美意从容考究,用备采酌施行,实感大皇帝嘉惠友邦之厚谊。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文作者句断)

至清光绪帝,虽然还自称是大皇帝,但通篇言语和语气,就是一位小学生向一位老师请教(治国理政的)学问的言语和语气——极为谦恭。与他的爷爷的爷爷乾隆皇帝相比,真的就是“风水轮流转,各自三五年”了。

何以如此前倨后恭?这是因为无论是文明的无形资源还是文明的有形资产,此时的大清都远远落后于领现代文明风气之先的英国。英国最先敲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痛定思痛的大清便转身去向痛扁他的这位西洋拳师学习,继而又向东学习打败了北洋水师的日本(原来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或小兄弟)。历史如此的残酷和残忍,丝毫没有给一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留下一丝情面。

为什么会这样?

前引《停滞的帝国》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段话是:

尽管在许多民族的行为中可以发现变态的迹象,但没有哪个国家比满族统治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了。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唯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之为集体孤独症。

“集体孤独症”一语,不仅批评了大清的皇帝,同时也批评了大清皇帝和大清文化治化下的国民。

从乾隆大皇帝的“远慕声教向化维殷”到光绪大皇帝的“文明久著政治日新”,我们看到了“集体孤独症”带给中华文明的损害和破灭。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个古老文明的衰变更新时的内生机制与外来因素。从晚清民初来看,这一古老文明的更新与再生,更多的源于外来因素。

因此,在这则小文结束之前有必要再讲到另一件事:光绪帝的这封致英国国王的信,当是中国近代史最著名也最重要的一件事,即所讲五大臣出洋学习(学习是为了“预备立宪”;而出洋时反清的革命党人炸了五大臣乘座的火车,为后来的暴力革命树立了榜样)。不过《清史稿》卷二十四《德宗本纪二》却没有记录这个“五大臣出洋”事和光绪帝致英国国王书的事。同样,《剑桥中国晚清史》(美·费正清等编著,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也没有记录这一事件。此事便有些蹊跷:如果说撰写《清史稿》的那批民国史家(实为前清遗老)为尊者讳,不愿去碰这一有伤大清皇帝脸面的事;那么《剑桥中国晚清史》的那些西洋、东洋(其第七章《1901—1911年的政治和制度的改革》是由日本人古宙三撰写)的外国史家,怎么也同样会回避“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英国大皇帝”之国书的事呢?这里面究竟有何玄机呢?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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