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体育思想与近代学校的体育办学

庞 少 哲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张伯苓，原名寿春，早年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甲午战败后，列强在中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他亲见“国帜三易”，这使其深刻领悟到中国想要在现代世界中谋求生存，就要依靠新式教育。为此，他决计积极投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张伯苓应志同道合的严修之邀设立私学“严馆”，并开始教授西学，这为其投身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之肇始。两人合力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等一系列学校与研究机构，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南开学校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下，以“容止格言”规范学生的仪容举止，并将“三育并进，体育为先”作为教育理念。其中，张伯苓对体育教育的倡导一直是其教育改革方针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基于“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现实考虑。通过在南开学校的实践，南开体育教育理念及方法逐渐传遍天津，并波及华北以至全国，甚至当时“要在国内普通学校里找出一个注重体育的学校，很不容易；看来看去，还要算天津南开学校了”[1]。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学校颇有影响力，其体育教育思想不仅注重增强学生身体素质，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推动了社会体育运动之风的盛行，对近代中国的体育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下文论述张伯苓的体育教育思想对近代其他学校在体育教育的开办、体育课程的设置以及奥运知识的传播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探讨其对近代学校体育教育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思想典范：引领其他学校的体育教育

张伯苓体育教育思想的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其一，受到严复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严复奉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并由此而提出救国的根本出路首先在于强健国民的体力。张伯苓在早年求学期间曾接触西方思想，严复重体育的教育思想对其影响很大。其二，源于自身参战的经历。青年时代求学于北洋水师学堂和作为海军参与中日甲午海战的际遇，使张伯苓对中国自身的贫弱具有深刻的认知。据其后来回忆，“是时予年甫二十三岁，目击当时国内官吏之腐败，人民之无国家观念，实足伤心。反观外人体格之雄伟，回视国人之螳螂体式，更觉失望”[2]。中外士兵的体质差异和中国士兵的羸弱不堪使他意识到欲培养强健的国民就必须走教育救国之路，发展体育和增强国民体质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在各种场合公开谈到教育的目的是救国，即以教育改造中国，中心任务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识，改造她的体魄”。在他看来，国民体质衰弱和工作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是国人不重视体育[3]。因此，早期在开办严馆时，他就创造条件让学生有机会进行基本的体育锻炼。在缺少体育器材的情况下，他通常就地取材，让学生开展身体锻炼。其三，张伯苓出国考察教育的经历拓展了他的体育教育视野，“经过二三次出洋考察，更深悉体育之重要”[2]。他多次前往国外考察教育，如1903年赴日本考察体育、1908年赴美国参加渔业大会以及去欧洲进行教育考察等，这些经历使他更加坚信教育救国必须以体育为先，由此才能“改造国内青年”[2]，使“个个学生有坚强之体魄，及健全之精神”[4]244。

张伯苓在创办南开学校时期，只有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较为重视体育，而中国的官立学堂普遍未意识到体育的重要性。中国人不重视体育由来已久，提倡体育可以讲是“先知先觉的事”[5]95。当被问及学习体育对于将来是否有用时，张伯苓坚定地认为体育为实用之事物。在他看来，发展体育可使国人强健体魄、培育精神道德并丰富学识。因此，张伯苓义无反顾地提出“三育并进，体育为先”的教育理念，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4]258，并将这一体育思想逐步在南开学校付诸实践。在张伯苓的主导下，南开学校采纳章辑五的意见，“体育注重学生大肌肉的活动，目的与其他学科相同，在训练学生做整个的‘人’”，“因为身体不好是将来做大事的障碍”①。为此，南开学校对先进国家体育教育方法进行模仿。同时，考虑到中国与各国社会环境及基础条件的差异，张伯苓决定将身体健康与团结活动作为南开学校体育训练的两大重点。具体而言，就是学习与借鉴欧美国家的体育课程设置，采用国外先进体育器材进行训练，“对于体育设备，运动场地，力求完善；体育组织，运动比赛，力求普遍”[4]244。南开学校的体育教育在开始之初，主要立足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教育方式，这样才能“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庶不致发生流弊”[4]244，实现学生身心健康和知识技能的同步发展。

除在南开学校提倡并践行体育教育外，张伯苓还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阐述这一教育理念。他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演讲中谈道：“近来体育很发达，其目的，除了在身体健康以外，还在训练团结合作的精神。例如踢足球，运球时全持合作。阵线精明者胜，阵线散乱者败。球之胜败，是在全体，不在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合作去干，故以团体的意志为意志。”②可见，发展体育教育不但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有利于矫正中国人“愚”“弱”“贫”“散”“私”五端流弊[4]243。此外，他在桂林中学、河南大学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一系列学校的演讲中均涉及体育教育与开展体育锻炼的话题。

在晚清和民国兴办教育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张伯苓体育教育思想的提出为传统教育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对体育信念的坚持与实干精神使南开学校的体育教育得以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享誉国内的体育成就。南开学校在体育界显露头角，也无形中使其体育教育思想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因此，就该层面而言，张伯苓的体育思想为当时其他学校的办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学校教育不应仅限于对学生德智的培养，更应注重学生健康体魄的养成，由此实现体育、德育和智育的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二、实践榜样：为其他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提供借鉴

体育教育在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中始终居于首要位置。在他看来，体育才是教育中最为关键的事项，办教育的人不注重体育，就是不懂教育。为此，他主张德育、智育和体育齐头并进，而体育更应放在优先位置。他将德育、美育和兴趣教育寓于体育当中，以体育增强国民的体格，养成国民健全的人格。在“人人参与体育”理念的指导下，他聘请相关体育专家，“实施强迫体育”，“对于个人之勇敢、耐劳、自动、机警、冒险、镇静、刻苦、奋斗、团体之服从、忠心、互助牺牲、合作等训练，以及生活技能之增长均有详密之计划”[6]，并为此制定南开中学第一学期体育班教材大纲(表1)。1920年以后，体育锻炼在南开逐渐得到普及，学校将跑步、跳远、抓铁杠和跳木马等项目按照一定标准纳入学生的毕业要求中。当时，这些体育教育内容在其他学校则尚未开展[5]95-96。

表1 张伯苓时期南开中学第一学期体育班教材大纲

1930年南开中学第一学期的体育班教材大纲，是在之前的体育教学试验基础上不断完善而来。由表1可知，张伯苓将体育课分为“课内教学、练习”和“课外运动”两部分，“除了课外的自由活动以外，每星期还有3小时的体育课程”[7]589，学习内容包括中国体育史、体育规则、体育标准、运动生理常识和基本训练方法等。此外，还具体对步法、球术、器械、体操和田径等多种项目进行训练。同时，“除田径外，并辅导学生组织各项球队，如兰球、足球、棒球、排球、网球等”[4]246。其中，南开学校以篮球队取得的成就最为卓著。这都得益于学校对篮球教育的重视，南开校内几乎人人会打篮球。

张伯苓不遗余力地推动本校体育事业，为此他聘请专门的体育教师训练学生。除了课堂教学外，南开学校还开展课后体育锻炼。张伯苓将“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定为课余体育活动时间。到点之后，同学们自觉放下手中的书本……在运动场上一显身手”[8]172。得益于全面的体育训练，南开学校的体育团队多次在国内外竞赛中获奖。1929-1930年，以南开中学唐宝堃、魏蓬云、李国琛、王锡良和刘建常等5个主力队员为核心的天津篮球代表队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篮球锦标赛中表现优异，夺得冠军，“南开五虎”之名享誉国内。此外，张伯苓致力于将体育教育发展为学校的共同事业，学校体育不只是体育教员的本职工作，更是全校师生的共同事业。南开学校努力营造人人爱好体育和参加体育锻炼的良好氛围，并形成优良的学校体育传统。“张伯苓校长每天亲至寝室喊他们起床，带到城墙根，绕城跑一周(十英里)，校长给看表，经年不辍。”[5]201在校长带头且人人进行体育锻炼的风气影响下，校园内体育团体层出不穷。据统计，1935年学校有体育团体182个，其中网球队66个，排球队11个，篮球队50个，垒球队10个，足球队44个，田径队1个[9]。学校体育运动会时有举办，各体育团体间的竞赛层出不穷。平常有各班运动会和各会运动会，甚至“析而小之有所谓各寝室运动会、私人运动会，扩而大之有全级联合、各寝室联合、各会联合，诸运动会诚所谓一日之内、一场之中而种类各殊”[7]97。在良好的体育氛围下，南开学生几乎人人练得强健体魄，学校也逐步形成了团结合作与积极向上的校风和学风。社会各界对南开的体育教育成果有目共睹，并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国自办的学校中，南开体育最为出名，成绩也最为突出。南开体育教育在闻名国内的同时，“以选手运动超著国内”[10]557，还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运动员。校内和社会上大量优秀运动员与实力雄厚的运动团体的涌现，离不开张伯苓对各项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推广。

张伯苓针对当时中国民众贫弱愚私的状态，积极提倡全国体育运动竞赛，希望“以长知识去愚拙，以互助去私心，以提倡体育治衰弱，以乐观的心情、往前干的精神治贫穷”[11]。为此，他极力与社会名流王正廷、体育专家郝更生和董守义等人组织全市、全省以及全国田径和各项球类竞赛运动大会，以唤起国人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每次举行竞赛，张伯苓均被推举为总裁判。

在运动锻炼之外，南开学校办学者认为体育的内容还应包括卫生教育和营养问题[11]540。其中，卫生教育包括测量体格、检疫疾病和卫生习惯等，体格测试“全体学生每学年皆须受体格测量一次……用为体育教育之参考”[11]543，良好的卫生习惯亦是为了拥有健康的身体。营养问题方面则包括正常体质量测量和学生食品分析两个内容，进行良好的体育锻炼需要有足够的营养供应补充身体机能，“欲求正当体格之发育，当有相当适宜之营养”[11]567。运动营养也被高度重视，“何者为青年人体之所最需，何者可减少，均宜有确当之规定与指导，是为本校体育将来应注意推行者”[11]544。可见，南开学校在提倡体育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卫生教育，致力于将两者有机结合以共同促进学生体格的全面健康发展。

由表2可知，南开学校将体育与卫生并重，把卫生理念融入体育教学中，把体育锻炼融入卫生工作中。在课堂体育教学外，课外体育运动也必不可少。而对外的公开比赛更是检验南开学子体育水平的重要平台。除关注学生身体是否健康外，卫生工作还包括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

表2 南开中学第二学期体育卫生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公开赛中，除男子比赛外，南开学校还增加了女子比赛。这说明张伯苓的体育思想并无性别上的差异，提倡男女体育事业共同发展。为此，张伯苓主张在体育教育中男女平等，鼓励或要求在校女生也要参加学校开展的各项运动项目。特别是南开女中成立后，其对女子体育事业的推广和发展十分重视，将“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平均男女，促进健全”[8]186作为开展女子学校体育教育的宗旨。学校规定，无论男女，体育课非习满3年或测试不及格者皆无法顺利毕业。而补考不单是补考常识，还需要在操场检验学生相应的体育技能。每年的春秋两季，学校还要举办一场男女生共同参加的大规模运动会，“同学每人必须参加一项竞赛，结果成绩在前四名的，分别予以金牌或银牌作为纪念”[11]589。故而南开学校既有男生篮球队雄霸华北的局面，也有女生篮球队再战再胜的气势。这种对男女体育教育的普及激发了学生投身体育运动的热情，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榜样，为这一时期其他学校体育教育课程的设置提供了借鉴。正如张伯苓初创南开学校时设想的那样，“从这一个健全的种子，散布出来千万健全的种子，这便是他辛勤练出来的药石，也就是他寻求的智与力”[12]。南开学校的榜样力量和种子作用，将成为民族振兴和国势以挽的良方。

三、时代先驱：为近代中国奥运事业奔走

张伯苓对奥运会及奥运历史的引介始于1907年在天津举办的一次运动会。在运动会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讲，详细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同时指出，在准备充分的基础上，不久的将来中国人的身影也将出现在奥运赛场。1908年，他前往英国伦敦现场观摩第四届奥运会，成为中国最早奉派出席奥委会的代表。同年，张伯苓提出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以及“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表达出中国人对参与奥运会的期待，折射出国人体育认知水平的提高。这次演讲使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倡导奥运精神的人。为此，张伯苓创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王正廷、郝更生和董守义等共同成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并任中国第一任奥委会主席。这些都为他推广奥运精神和引进奥运作了准备。

在张伯苓看来，体育运动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学校，更应推广至整个社会；不仅在于培养少数体育选手，而应让全体学生都能共同参与。在校学生尤其要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学生出校后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为培育良好的社会体育运动风气，张伯苓最早促成中国运动员正式参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1932年，在张伯苓等人的奔走呼号和积极努力下，国民政府同意派刘长春作为中国代表前往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这成为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开始。此外，张伯苓还注重培养南开学校学生的奥林匹克精神，“南开五虎”篮球队和“南敏排球队”等团体在国内外各类比赛中夺冠正是这种体育精神的反映。此后，张伯苓还参与发起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活动。1945年9月7日，张伯苓作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主持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在论及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时，会上成员一致赞成由中国承办，并决定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此事交由张伯苓负责与政府商洽。这是中国最早发起的申奥活动。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最终未能申奥成功，但作为一次伟大的尝试，它承载着中国人的奥运梦、体育梦和主动融入世界的国际梦想。从一定意义上讲，张伯苓的申办奥运活动可视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及体育观念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时至今日，奥运会已成为和平、友谊与团结的象征，成为体育精神、民族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集于一体的世界运动盛会。奥林匹克精神也被赋予了相互理解、友谊长存和团结合作的时代内涵。正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所言：“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国成为奥林匹克事业的一部分。”③张伯苓是最早在中国倡导举办奥运会的人，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如今中国已成功举办奥运会，张伯苓的奥林匹克梦想已变成现实。而回想彼时，张伯苓的奥运设想早已为当今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纵观张伯苓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他始终把学生的身心健康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不仅有对当时广大国民体育教育缺失和身体素质堪忧的现实考量，更是基于对体育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的深刻认知。可以讲，近代天津的一系列南开学校是张伯苓体育思想最重要的实践平台，并由此验证了其体育思想的科学性与前瞻性。正是在张伯苓体育思想的引领下，南开学校的体育实践得以进行，进而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体育锻炼风气的盛行。总之，被誉为“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的张伯苓，其创办的南开学校、提出的体育思想和运动理念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当今学校体育教育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注 释：

① 参见张伯苓和周鉴文文章《做大事》，刊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半月刊》，1936年第112和113期。

② 参见张伯苓和沈春鸿文章《干和干的方法》，刊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半月刊》，1935年第89和90期。

③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曾为孙海麟的《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作序，序中表达了对张伯苓奥运梦的崇敬。详见孙海麟所著《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