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萌
彭士禄的稿件和我有很深的缘分。彭院士去世后,我辗转联系上一位初中同学的表哥,他在核动力所工作,本来想做采访,却因为各种事情错过。两个月后,当时没做的采访就像未竟的约定,在我回四川期间一一兑现。
因为这个采访,见了很多90岁上下的老人。他们都是当时和彭士禄共同工作过的“核动力人”。有一位在郫县的养老院里,一个人住一间房,据说生活方便,楼下就是医院。我们刚出现在走廊,他已经在门口等着,激动地招呼我们。桌上摆着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几瓶饮料,瓶身沁满了水滴——他已经等了很久。老人牙齿不太好,说话声音含糊,耳朵也不大好,所以大部分时间在自说自话。
他回忆起过去的事情,眼里放光,光里能看到一个踌躇满志少年的影子。聊完以后,老人送我们到门口,再一直目送。转弯拐进电梯时,我回头看了看,他还在那儿跟我们挥手。我忽然心里酸得很。
另一位老人显然要得意很多,跟我讲了很多往事。老人热衷时局,高屋建瓴地分析彭士禄本该如何,但实际上他却如何。他家墙上摆满了书,多是皇帝传记、史书、市志,密密麻麻。他红光满面,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这样的老人,我们还见了五六位。他们现在都过着平静的生活,会为彭士禄去世后受到的赞许与嘉奖由衷兴奋。
上世纪60年代,一批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跑到四川的山沟沟里,为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理想,没日没夜干着。他们最终在一片荒芜中建立起核工业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