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研究到理论创造
——论冯契对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

晋荣东

冯契的哲学创获主要反映在“智慧说三篇”之中，而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则可称作“哲学史两种”。a“智慧说三篇”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哲学史两种”指《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从总体上看，“冯契先生对当代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以中国哲学史研究为通达‘智慧说’的中介，体现出其哲学研究之‘思’与‘史’的高度融合，从而使得其哲学体系既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又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过，“作为辩证法意义上的中介，它（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引者）不仅是时间或形式上的中间环节，而且与其关联端之间存在着由此及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a参见高瑞泉：《在历史深处通达智慧之道——略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创作》，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6 期。。鉴于长时段的哲学史是由众多的哲学家、派别、著作和论争等构成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独创性也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理论创获体现出来的，本文拟采取个案研究的进路，以冯契对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为例，具体说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哲学创作之间“由此及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

一、关于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的主流解释

1919 年，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开创了通史形态的中国哲学史著述的第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