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蓉,李帅锋,马国强,苏俊彦
(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昆明勘察设计院,云南 昆明 650216;2.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资源昆虫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24;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普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云南 普洱 665000)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库,约占陆地生态系统地上生物量碳的80%和地下生物量碳的40%,对维护全球碳平衡和缓解气候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评估全球碳收支的主要参数,因而森林碳库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1-3]。评估地区和全球尺度上的生物量碳则需要对森林植被的生物量进行精确的估算[4-5],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森林植被总生物量18.8 Pg C,总生物量碳9.18 Pg C,年固碳量0.4 Pg C[6]。随着林龄的增加,森林碳储量还将持续增加,预计到2050年我国生物量碳可达10.23 Pg C[7]。目前评估森林生物量碳的常用方法包括生物量模型、生物量估算参数以及3S技术等[3],其中,生物量模型中基于特定立地、特定树种的相对生长关系建立的异速生长方程是估算生物量和生产力的最常见方法,该方法具有精度高、效率高以及简洁性的特点,许多树种的生物量方程已经在出版的书籍、期刊与报告中使用,对评估不同尺度上的森林生物量提供了基础[8-9]。然而,由于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复杂,森林生物量的估算结果普遍存在精度低、不确定性高等问题。尤其,目前对单株生物量生长与驱动因子相互关系的研究,大多从样地调查出发,建立回归统计模型,加之单株收获数据难以获得,生物量模型构建多数集中于中、小径阶木,而各径级的林木生物量累积受生境因子和生物因子的影响是不同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