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中国的“文凭往事”

刘超

【文凭社会：世界的普遍现象】

1979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问世，随即在全球风行一时。年轻的柯林斯因此成为了该领域的一线学者，赢得了相当高的学术及社会声誉。

柯林斯所论，基本是美国景象（同期的欧洲亦近之），然而严格说来，以文凭作为专业人员的遴选标准和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并非仅是“西洋景”， 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晚近之中国亦然。随着科举的废止，当时，国内外新式大学的学历已成为一种“新科举”，继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一些并无真才实学的人，完全可以凭着一纸文凭——甚至仅是留洋镀金的经历而谋取要职、受到重用。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些富有才学的人因为文凭问题而怀才难遇。

新文化运动时期，还在美国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名震一时，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因此，胡适一回到中国，就谋得了北京大学本科教授职位，成为当时人才济济的北大中最年轻的“红人”，薪资要高于许多名宿。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候胡适并没有获得博士文凭。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籍档案和胡适自己留在大陆的档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中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证书，都很清楚地表明，直到1927年，胡适才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也有一批才二十多岁的博士，在北大担任教授（南方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亦有此盛况），所依仗的，多半也是一纸“洋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