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到《祝福》：鲁迅“第二次绝望”的小说呈现

⊙臧振东［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引言

虽然在两篇小说中，“我”都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故乡》中的‘我’是一个成年人的‘我’，但他在重回故乡的时候，却也在精神上回到了童年，他是以童年的回忆重新感受现在的故乡的。正是在童年回忆与故乡现实的反差中，使‘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故乡’ 的现实，感到了对这样一种现实的悲哀。他重建了对故乡的感受和认识，也重建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故乡》主要围绕“我”回到故乡并与闰土告别展开，“我”深入参与在闰土的故事中，幼时闰土的故事使得故乡在“我”的记忆中充满亮色，重逢时闰土却与“我”有了深厚的墙的隔膜；而《祝福》中的“我”可能是祥林嫂死前最后一个和她说话的人，祥林嫂的故事也通过“我”的讲述得以呈现，但“我”并未深入参与到祥林嫂的故事中，“我”更像一个游离的第三者，专为祥林嫂的死做个见证。“《祝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祥林嫂的悲剧纳入了叙述人同时并存的‘有罪’与‘无罪’的心理结构，非‘我’的、客观的、它者的故事和悲剧成为叙述者极力摆脱的精神负担，故事的叙述过程成为叙述者力图摆脱内心压力与道德责任的潜意识的活动过程，实际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摆脱’意识证明了叙事人与悲剧的必然的精神联系”。

二、“我”对闰土和祥林嫂的评价

对于闰土，“我”只用了“辛苦麻木而生活”这样既简单却又带有高度概括性的七个字，甚至闰土现在及以后生活可以继续浓缩为“麻木”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