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自然之性法当然之理

清末民初，是中国新旧社会交替之际，也是新旧思想、中西文化大撞击的时代。那些最早接触西方思想且目睹国家民旅危机的官宦子弟，最先发出了对旧传统的抨击和改革的呼声，孙宝碹就是其中之一。孙宝碹出身仕宦之家，其父孙诒经光绪时任户部左侍郎，岳父李瀚章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之兄），兄孙宝琦晚清时出任驻法公使、驻德公使、顺天府尹，民国时任国务总理。孙宝碹虽然功名不显，但是学问涉猎甚广，交友也都是一时俊杰，如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严复等。他曾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了“立报馆、兴学堂”的主张，并试图说服李鸿章进行变法，但未被采纳。庚子事变后，孙宝碹加入汪康年、唐才常组织的国会，并任该会的干事。著有《忘山庐日记》。

传统的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以此来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而孙宝碹却把这些“人欲”称为“天”;相反，克制這些欲望的“天理”，孙宝碹却称之为“人”。虽然说这只是简单地颠倒，却是根本性的改变。“存天理，灭人欲”是把清规戒律神圣化，成为束缚人性的天条，人不能有任何抗拒。而按照孙宝碹的说法，目之好色，耳之悦声，口之嗜味，身之喜安逸，都是人的天性使然，应当顺其自然;但人之所以为人，知道做事情应当合情合理，强调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习和把握欲望的尺度，从而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

人有欲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哲者曾经说过，合理的欲望是促进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