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的穷人”的产生：一种贫困发生的新型解释框架
——基于贵州林村实地调研的思考

文/田甜 李博 左停

问题的提出

中国政府以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消灭绝对贫困为目标的脱贫攻坚战，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克难攻坚阶段。扶贫干部抱怨贫困户“懒病缠身”，成为脱贫攻坚最后的障碍。“懒惰的穷人”现象引起了我国减贫研究和实践的广泛关注。在近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文件中多用“精神贫困”来指代“懒惰的穷人”。在此之前，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过“素质贫困”和“文化贫困”的讨论。1986年国家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这虽然使农村贫困人口下降，产生了减贫效果，但是过了不久农村减贫难度开始加大，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速度显著放缓。政府大量的资源投入与边缘地区脱贫效果不显著造成的反差，使得研究者开始将传统文化、个人素质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

“精神贫困”“素质贫困”和“文化贫困”的说法都出现在国家大规模减贫干预的艰难时期，其倾向于忽视结构性的制度因素而将致贫原因内生化。但为什么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即“懒惰的穷人”这一群体的形成和贫困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学术探讨中还欠缺严肃的回应，减贫实践中也普遍存在对这一群体的简单标签化。

“懒惰的穷人”：在世界社会经济体系中形成的道德主体

在“懒惰的穷人”形成过程中，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早在17世纪的西欧，第一批改造穷人的监禁中心出现在最为工业化的城市：英国的伍斯特、诺里奇和布里斯托尔；法国的里昂和德国的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