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风雨人生

□ 骆大仁

1946年深秋，我生于成都双流县城。1949年，父亲骆德敬（黄埔高教班毕业）升任原新12军少将高参，履行军务督导之职。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强大攻势，挺进大西南。父亲为促进成都和平解放，以利民生，多次和军部核心高层沟通密议起义之事。此时，我舅父乐恕人（原《中央日报》副总编,二战期间驻欧洲盟军总部记者）专程从南京赶赴温江，同我父亲见面，称已帮我们全家办妥去台湾的机票证件。父亲心系起义，不能明言，婉言谢却。父亲随即在军部高层会上，讲明能去台湾，但不去之理由，极大地推进了原新12军指挥中心的起义行动。1949年12月22日，在人民解放军60军的指导下，新12军通电全国，宣布起义。12月23日，原国民党军西南地区总指挥胡宗南逃离成都。12月30日，成都市区天空晴朗，欢歌笑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上午9时整，解放军入城式隆重开始。

/ 骆大仁（右一）了解居民生活情况。

父亲起义后，先到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学习。数月之后，正式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高级军官研究班学习，并被定为正师级。按照部队规定，我母亲带领全家随军生活。我们进入全新环境，母亲进入妇女队，大姐骆大华读中学，兄长骆大正读小学，我尚年幼，在儿童队。我们享用部队供给制，衣、食、住、学全部免费，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6万元——10万元（时为旧币制）不等。我所在儿童队，大约50余人，年龄均为4—5岁（父辈均为起义将领），我们9人一组学习，由一位解放军陪伴。……